佔了上風，政府的行政也漸被國際潮流左右。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蘇聯的“高科技發展計劃”和歐洲的“尤里卡計劃”，在中國政府內部引起極大震撼，也成為1986年3月“科技發展戰略規劃”誕生的直接因素。 今天回憶起來，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主義”對於我們國家的煽動力量，一點也不亞於90年代的“民族主義”。要說柳傳志全域性在胸，蓄謀憑藉這股東風，也許是言過其實，但是當日的國家局面的確讓他得到啟示和鼓勵，讓他師出有名，也讓張祖祥真有一種“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豪情。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香港聯想（1）
柳傳志在香港選擇的合作者共有兩家—香港導遠電腦系統有限公司和中國技術轉讓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即使在當地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的三個投資者呂譚平、吳禮益和張利基，都是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計算機專業、又有海外商業體驗的年輕人。看上去這與柳傳志麾下的老派書生正好取長補短。後來柳傳志一直喜歡用“瞎子”和“瘸子”來解釋他的這一選擇，說自己雖然擁有足夠的技術力量但卻完全看不懂海外市場，三個合作者則正相反，沒有技術力量但卻深知國際市場的奧妙。兩者相加，好比是依靠瞎子的腳力和瘸子的眼力闊步前進。這一說法在後來很多年裡被廣泛轉述，成為他的海外戰略的成功之路。但是無論是“瞎子”還是“瘸子”，都沒有包括他的另外一個合作者—新技術轉讓公司。後者只是在公司的內部會議上才被提到。比如1988年10月10日，柳傳志在公司“開拓國際市場”的動員大會上坦率地說：“中國新技術轉讓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貸款，在借錢方面有根兒。” 柳傳志當時沒有提到的是，中國新技術轉讓公司是國家貿促會在香港的投資，屬於國家所有，在1988年到1993年這段時間，其董事長正是他的父親柳谷書。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說，柳谷書早年投身銀行業，他所積累起的信譽和人脈都是一筆巨大的資源。63歲那年，這位老人帶著80萬元港幣來到香港，組建了中國技術轉讓公司，也讓我們國家的專利轉讓事業從此進入世界市場。在以後6年裡，他為這家公司賺了大約5億元。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仁中獲得極高讚譽，也是兒子心目中的榜樣。很多年後父親已經去世，兒子緬懷父親的時候，說起自己一生中的每個重要關頭都得到了父親指引，包括中學時代、大學時代、“文革”時的政治選擇，以及後來的放棄仕途辦公司。現在我們同樣可以想像，如果沒有父親從旁襄助，兒子能否下決心在香港開闢他的“海外戰略”第一戰場，必定還是問題。 我們今天回顧當時情形，至少可以肯定一個事實：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施加影響，幫助兒子獲得大批貸款。這成為香港聯想初期最重要的鋪墊，因為當時無論柳傳志還是導遠公司，都沒有足夠信譽和實力獲得香港銀行業的支援。然而事情遠不止如此，父親還把兒子介紹給香港商界。諸如衣著、舉止、言談之類的社交禮儀，兒子也都是從父親那裡學來。有件小事最好地表明，這些禮儀風範雖然屬於無形，但在柳傳志日後的成長中擁有巨大價值。柳傳志有一次跟隨父親去拜見一位商界人物，在約定時間之前5分鐘到達，父親寧可在外面等待也不肯提前進門。柳傳志一向擁有嚴格的時間觀念，甚至還在公司裡面制定了“開會遲到即罰站一分鐘”的紀律，無人能夠例外，公司很多高階經理都有過遲到被罰的記錄。但是直到這一天，他才第一次懂得，在社交場合，提前到達和遲到一樣，都是沒有禮貌的行為。 柳傳志決定將新公司命名為“香港聯想”，沒有遇到什麼阻力。“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這個名字實在太長，是公司早期“拉大旗做虎皮”的產物，儘管後來改成“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公司”，還是不好，既沒有想像力，又不能朗朗上口。而“聯想”這名字已經藉助漢卡的名聲傳揚到全國。所以柳傳志在那幾個月裡總是念叨：“咱們改成聯想集團吧。”“聯想”由產品的功能而為產品的品牌，現在又用做香港公司的名稱，同時也意味著“北京聯想”呼之欲出。 柳傳志與兩個合作者達成協議，各自投資30萬港元作為新公司的資本，並且擁有同等的股權，以及同等的責任和利益。呂譚平成為新公司的總經理，而柳傳志則是董事長。實際上，父親和兒子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聯手，所以，柳傳志對這家公司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公司花了78萬港幣在太古城買到一處80平方米的舊公寓，讓留在香港的全體北京人搬了進去。倪光南、柳傳志、張祖祥全都住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