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為對立的傾向，如果不是成為群體的一員，他很少具備這樣的能力。
決定著群體特點的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同孤立的個人所表現出的特點截然相反。我這裡指的是易於接受暗示的表現，它也正是上面所說的相互傳染所造成的結果。
要想理解這種現象，就必須記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學發現。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透過不同的過程，個人可以被帶人一種完全失去人格意識的狀態，他對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識的暗示者惟命是從，會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習慣極為矛盾的舉動。最為細緻的觀察似乎已經證實，長時間融入群體行動的個人，不久就會發現——或是因為在群體發揮催眠影響的作用下，或是由於一些我們無從知道的原因——自己進入一種特殊狀態，它類似於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師的操縱下進入的迷幻狀態。被催眠者的大腦活動被麻痺了，他變成了自己脊椎神經中受催眠師隨意支配的一切無意識活動的奴隸。有意識的人格消失得無影無蹤，意志和辨別力也不復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著催眠師的左右。
大體上說，心理群體中的個人也處在這種狀態之中。他不再能夠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樣，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壞，同時另一些能力卻有可能得到極大的強化。在某種暗示的影響下，他會因為難以抗拒的衝動而採取某種行動。群體中的這種衝動，比被催眠者的衝動更難以抗拒，這是因為暗示對群體中的所有個人有著同樣的作用，相互影響使其力量大增。在群體中，具備強大的個性、足以抵制那種暗示的個人寥寥無幾，因此根本無法逆流而動。他們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轍。例如，正因為如此，有時只消一句悅耳的言辭或一個被及時喚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體最血腥的暴行。
現在我們知道了，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是組成群體的個人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點。他不再是他自己，他變成了一個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進一步說，單單是他變成一個有機群體的成員這個事實，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階梯上倒退好幾步。孤立的他可能是個有教養的個人，但在群體中他卻變成了野蠻人——即一個行為受本能支配的動物。他表現得身不由己，殘暴而狂熱，也表現出原始人的熱情和英雄主義，和原始人更為相似的是，他甘心讓自已被各種言辭和形象所打動，而組成群體的人在孤立存在時，這些言辭和形象根本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他會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顯而易見的利益和最熟悉的習慣截然相反的舉動。一個群體中的個人，不過是眾多沙粒中的一顆，可以被風吹到無論什麼地方。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人們看到陪審團做出了陪審員作為個人不會贊成的判決，議會實施著每個議員個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國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的委員們，如果分開來看，都是舉止溫和的開明公民。但是當他們結成一個群體時，卻毫不猶豫地聽命於最野蠻的提議，把完全清白無辜的人送上斷頭臺，並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棄他們不可侵犯的權利，在自己人中間也濫殺無辜。
群體中的個人不但在行動上和他本人有著本質的差別，甚至在完全失去獨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讓一個守財奴變得揮霍無度，把懷疑論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實人變成罪犯，把懦夫變成豪傑。在1789年8月4日那個值得紀念的晚上，法國的貴族一時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棄了自己的特權，他們如果是單獨考慮這件事，沒有一個人會表示同意。
從以上討論得出的結論是，群體在智力上總是低於孤立的個人，但是從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動這個角度看，群體可以比個人表現得更好或更差，這全著環境如何。一切取決於群體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麼性質。這就是隻從犯罪角度研究群體的作家完全沒有理解的要點。群體固然經常是犯罪群體，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義的群體。正是群體，而不是孤立的個人，會不顧一切地慷慨赴難，為一種教義或觀念的凱旋提供了保證；會懷著贏得榮譽的熱情赴湯蹈火；會導致——就像十字軍時代那樣，在幾乎全無糧草和裝備的情況下——向異教徒討還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樣捍衛自己的祖國。這種英雄主義毫無疑問有著無意識的成分，然而正是這種英雄主義創造了歷史。如果人民只會以冷酷無情的方式幹大事，世界史上便不會留下他們多少記錄了。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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