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過去處理過很多著名的案件，包括里根總統時代的“伊朗門”事件。
另外，約翰的團隊還有兩員大將，一位是印度裔的拉加什·唐格里（RageshTangri），他是技術和法律的雙重專家。所有的技術問題，他都能掌握得很清楚。我甚至覺得他可以在高科技公司做一個稱職的技術經理。
另一位是經常幫我練習在法庭上如何回答問題的蘇珊·哈里曼（Susan Harri—man），她是一位剛柔相濟的女律師。一方面，她可以溫婉地和你交談，悉心地傾聽你的顧慮，讓你覺得她彷彿是一個最好的心理治療師。同時她也有剛強的一面，她的職責是模仿微軟嚴厲的律師向我提問。當她扮成微軟律師跟我過招時，那咄咄逼人的架勢經常讓我覺得她瞬間換了一個人。
最後一位，布萊德·凱勒（Brad Keller）是我的私人律師。他和其他的律師不同。如果說前6 位是咄咄逼人、智商超高的典型，那麼布萊德·凱勒就是一位紳士，他總是彬彬有禮，人人都喜歡他，因此Google 的律師認為由布萊德代表我更合適。
正是這樣一個“夢之隊”，在整整6 個星期的時間裡與我風雨兼程。這7 個人都是非常重視自由平等人權的美國人，和他們講話，我都會感到一種勇氣，一種正義感和非常強烈的自信心。
在蒐集證據資料期間，我們向微軟提出，需要收集我在微軟期間的一些工作郵件作為證據，我們希望透過這些郵件來證明我的清白。但就是這樣簡單的事情，也往往會變得很複雜。
郵件如何起到證實清白的作用呢？比如微軟提出，我曾經多次和比爾·蓋茨交流微軟的搜尋機密，那我就需要從既往的郵件和會議記錄中查到，我們
自從某個時問點後就再也沒有談論過搜尋。比如微軟提出，我僱用了很多資深的人做微軟中國區的領導，如陳永正就是我主導僱用的。那我就需要在以往與微軟人事經理的往來郵件中找出證據，證明我只是參與了對陳永正的面試，而不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