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取更短距離的堡壘推進，這就愈使我們失去無堡壘的較長距離的消滅敵人的機會，並反被敵人監視與鉗制了，而失去秘密與迅速去消滅在其他方面採取躍進或急進的敵人的機會。這種對峙最疲勞兵力，消耗彈藥和有生力量，有時卻收不到什麼好的結果！”
但李德、博古認為*是毛澤東的嫡系，所主張的那一套仍然是毛澤東所積極倡導的游擊戰、運動戰，拒不採納，仍然命令紅軍主力堅守陣地，與強敵對峙。
彭德懷眼睜睜地望著堅守在所謂“永久工事”內紅十四師的一個營，在敵軍密集如雨的炮火轟擊下和飛機的狂轟濫炸下，竟全部活埋在堡壘裡，無一生還。
從四月十日到二十八日，廣昌保衛戰歷時十八天，紅軍傷亡5500餘人，受傷20000餘人，而國民黨軍僅傷亡2600餘人。
廣昌戰役剛結束，彭德懷當面痛斥李德瞎指揮：“你們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簡直是“崽賣爺田不心痛！”“無恥下流！”
在後方的毛澤東也對廣昌保衛戰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廣昌保衛戰對紅軍來說，是一場大災難，毫無戰績！
鑑於廣昌保衛戰失敗的教訓，五月四日，*再次致電李德，再次建議實行運動戰，反對“過去那樣以主力逼近敵人，與敵對峙”的戰法，主張我軍主力“寧可多走一點路，寧可萬一撲空，只要時間趕得上則應當去趕那個機會”。
但李德對*的建議仍置之不理，仍命令紅軍主力繼續採用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的戰法。
方國安老將軍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參加紅軍。二○○六年，九十五歲的老將軍告訴筆者：五次反“圍剿”從一九三三年下半年開始到一九三四年長征開始，差不多打了一年，這一年基本上沒有打什麼勝仗。李德顧問到處分兵把守，不讓敵人佔領蘇區一寸土地。敵人也有經驗，過去長驅直入，經常被我們消滅一路，消滅一邊，五次“圍剿”最多進二里路或一里路，就修碉堡、築工事，還修公路連線起來，第二天再進，結果中央蘇區就一天天縮小了。
原紅一軍團一師司號員、八十八歲的老紅軍張生榮，一九三○年時就參加了紅軍：江西反“圍剿”時他是“左”傾，與敵人碉堡與碉堡相對。但敵人有炮，我們辛苦一夜修築起的碉堡，第二天敵人一炮就摧毀了。我們沒有炮，步槍子彈都很少，都靠繳敵人的，自己用土硝做的子彈打不遠也打不準。
當然，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並沒有完全循規蹈矩，偶爾也會露出一手毛澤東所倡導的“誘敵深入”戰術。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指揮紅一軍團主力、紅九軍團、紅二十四師在溫坊地區設伏，殲敵東路軍第三師八旅，九月三日又擊潰敵第九師附第三師餘部共八個團。紅軍僅以傷亡700人的代價，斃傷敵2000餘人，俘2400餘人，繳各種槍1800餘支，這是第五次反“圍剿”中少有的一次勝利。
然而，區域性的勝利畢竟無法挽回大局的失敗。
到最後，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毛澤東嘔心瀝血數載開創出來的江西蘇區，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李德還為大軍轉移精心制訂了“甬道戰術”。
時任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師長的陳伯鈞將軍是這樣評價李德的“甬道戰術”的：一、三軍團為左右先鋒，八、九軍團打接應，後面由五軍團擔任掩護，中央軍委直屬隊在中間，坐的是五個人抬的轎子，搭的架子很大。
彭德懷氣憤地說：“這樣抬著棺材走路，哪像個打仗的樣子！”
更讓人不可理喻的是這支大軍的行進秩序。
這支大軍主要由紅一方面軍和中央縱隊組成，從江西出發時約86000人。
紅一方面軍下轄一、三、五、八、九五個軍團，擁有70000餘人馬，各種步槍35000餘支，輕重機槍750餘挺，中小口徑炮15門。
中央縱隊分為兩個縱隊：第一縱隊約4700餘人，代號紅星，主要由中央軍委及直屬機關組成；第二縱隊約9800餘人，代號紅章，主要由中央政府及下屬各部門人員組成，此外還有5000餘人的挑夫隊，挑夫隊肩上壓著幾百萬塊光洋和數額巨大的蘇區銀行紙幣、無數的紙印宣傳品、兵工廠的車床、印刷廠的石印機、醫院的X光機、甚至屎盆尿盆臉盆。
“長征初期簡直就是大搬家，什麼也搬走，罈罈罐罐什麼也捨不得丟！長征一開始，前衛部隊走得很快，中央縱隊每天就走得很慢。整個隊伍稀稀拉拉的，像條長龍，前後相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