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晶晶的，充滿好奇。和旁邊兩個垂頭喪氣的健壯的成年男人比較，他顯然不知道什麼樣的命運在等著他。
王選看到這張照片就哭了，“在從東京加姬路的家裡坐###的三個小時裡，我腦子裡不斷出現那目光，這麼健康的一個生命，就要拿去做活體實驗！我的眼淚不停地往下流。”
王選想盡一切辦法找到報紙上說到的兩個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說：“我要參加你們的調查，我是崇山人，我有義務。只有我能把崇山話翻譯成日語。”
1995年，王選找到了森正孝。
一個假日，森正孝和松井英介乘坐###來考察王選，“我去車站接他們，當他倆向我走來的時候，我感覺到了歷史的存在，在那一剎那，我覺得是歷史的大規律輪迴到了我身上。叔叔的死、父親的悲傷、我到日本留學，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義。”
王選成了揭露會調查團的一名翻譯。
王選和森正孝合在了一起，兩股來自交戰雙方國家的、想知道歷史真相的力量匯合在了一起。
來自日本、美國的揭露力量在逐漸強大，731和細菌戰所包裹和封鎖的鐵甲在一點一點地剝蝕。但是，我們還看不到其核心的內容，因為它還缺少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中國。實際的製造細菌戰武器的地方，直接的受害者，直接的細菌武器攻擊作戰的證據，所有這一切必須到中國尋找。
而一說到中國，問題就來了。
“你們中國人為什麼現在才來？為什麼才剛剛過了半個世紀，歷史就變得模糊不清？為什麼中國人的追討公平的行為會到現在才出現？為什麼對中國人的侵害，中國人反而要到日本去打這場官司？”王選說，“1997年8月起，我隨著國內來的細菌戰、毒氣戰等受害倖存者，在日本從南跑到北，參加各地和平運動組織為他們舉行的證言###，有數十次。日本人比較緘默，不太在公開場合發言，會場即興的問題很少。到會的絕大多數又是‘同一條戰壕裡的’，思想觀點立場都差不多，有點像是自己人給自己人上課。可是有一個問題在不同的地方被問了幾次：‘你們（中國人）為什麼到現在才來打官司？’”
這麼問的人，還一定是圈外人。每當這時侯，主持會議或在場的日本和平運動人士似乎是覺得這麼問不夠友善或是有弦外之音，總是作為日本人先作出“正確”回答。比如說：我們日本人應該想的是我們自身的責任，不應該問中國人這樣的問題。好心為我們擋了。但是善意並不能替代理性的思考。王選向記者講了一段故事，故事中提問者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日本人想知道的，也是許許多多中國人想問的問題。
“有一回，在名古屋的一個###，有個年輕人坐在靠前的座位，一臉的思考，聽得很認真，然後也問了這個問題。我看他不太高興自己的問題被擋了回去，想聽聽中國人的真實想法。就接著日本和平運動哥們兒的話茬，就細菌戰這個問題，從中國社會情況的發展變化，中日關係的由來，日本政府戰時戰後的掩蓋，近年日本軍方重要證據的發現等幾個方面向他作了解釋。但是我承認在這些條件的前提下，這個問題依然是存在的。我對他說，‘你的問題問得很好，我們中國人是應該好好想一想。’他聽了眼睛亮亮的。”
我們中國人是應該好好想想了。
發生在我們自己國家的悲劇，我們自己都對六十年前曾經發生過什麼說不清楚。關於日本在中國進行人體實驗製造大量細菌開設死亡工廠的事實，我們還遠遠沒有搞清楚；我們對日軍在中國大地上進行細菌攻擊，在中國二十多個省進行細菌戰致使平民死亡的數字、範圍也沒有搞清楚；我們對細菌戰造成的平民傷害和損失的情景遠遠沒有一個細緻的描述，因此，我們只知道細菌戰是一種極惡的犯罪，但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犯罪，在人類文明史、人類戰爭史上我們還不能將它準確地定性，完整地描述。我們給別人留下了“篡改、隱瞞和抹殺”的空間。無論是從細菌戰的揭露、調查與研究還是戰後遺留問題的處理上，我們都遠遠地落後於日本、美國。
日本政府拒絕謝罪和賠償的法律理由有三條，其中的一條是“訴訟時效”。原告的日本律師和支援訴訟的和平運動人士們稱其為“時壁”。
時間的障礙。中國人現在才來控告，來晚了，已經過了訴訟的有效時間。你們來晚了，你們為什麼不早一點來，早你們幹什麼去了？
“時間本是看不見的，以‘壁’稱之，別開生面。是‘壁’當然可以越，也可以破。有人說：日本人喜歡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