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根娣住在那裡，同樣很不習慣，想走。她畢竟是夫人，怎麼走得了？
她慣於哇啦哇啦大聲講話，而那裡的夫人們都知書識禮，文雅得很，一開口，能講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論。張春橋的夫人文靜能說會寫，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長期擔任中共上海盧灣區委組織部長，徐景賢的夫人葛蘊芳在解放初便擔任了夏衍的秘書，而她，只有小學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個臨時工。她，自慚形穢，自嘆弗如！說實在的，她有時覺得，還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裡，跟紡織女工姐妹們說說笑笑來得痛快。一種空虛感，一種失落感，常常襲上她的心頭。她無處可講，無人可訴，只把這種隱痛深深埋在心中……在康平路，崔根娣幾乎不串門走戶。她自知粗淺，不願與那些高幹夫人們來往。她在上海國棉十七廠，倒有一班親親熱熱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國棉十七廠在上海東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車要一個半小時才到，何況康平路深院小樓，小姐妹們進出諸多不便。她感到孤獨、空虛。
她是一個工人，做慣了工，卻很不習慣於當“書記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資六十四元，後來廠裡每月給十元補助。她有時借領工資，回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看看小姐妹們。
不過，自從王洪文成了市裡的“大幹部”，每逢每月十八日——上海國棉十七廠發工資的日子，廠裡總派人送工資來，或者由廖祖康代領。再說，即便是她去上海國棉十七廠，也總是坐小轎車去，小姐妹們要麼見了她遠而避之，要麼有求於“書記夫人”而纏住了她——她已失去了當年作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誠、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