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忙地對代表們說道：“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當選標準，是毛主席關於接班人的四條要求和林副主席關於幹部的三條要求，加起來總共七條。我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這七條標準，我連一條也夠不上。
承蒙上海黨選我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謝。……“王洪文擔任華東組的召集人，主持著會議。在會前，他本來已佈置好圍攻陳毅的發言。此時，見陳毅”跳“了出來，心中暗喜。
這時，馬上有人抓住陳毅所說的“上海黨”，指責陳毅在“分裂黨”！
其實，陳老總在上海主持黨務、政務多年，說慣了“上海黨”一詞，不料這時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於是，一個個代表發言，輪番向陳毅發動進攻。
陳毅經歷過許許多多“批判會”，不過，這一回他發覺有點奇怪：“上海黨”的代表們一個個手中部拿著一本小冊子。發言時，看一下小冊子，便會熟練地說出陳毅的一段“黑話”，然後加以“批判”。陳毅不知道那小冊子是什麼東西——一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陳毅沒有拿到這本小冊子。
兩個多小時過去，“批判會”算是結束了。主持會議的王洪文這才拿起一本小冊子，送給陳毅。
陳毅一看封皮，哦，原來是《陳毅反動言論小集》，“上海黨”編造的！
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審問王洪文時，法庭記錄上有這樣一段：審判員審問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你和徐景賢領導編造了一本所謂《陳毅反動言論小集》是不是事實？”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實。”
審判員問：“是誰指使你和徐景賢編造這本小冊子的？”
王洪文答：“張春橋。”
審判員：“你們曾把這本小冊子散發給哪些人？散發的目的是什麼？”
王洪文答：“散發給‘九大’代表，實際上就是要整陳毅。這個材料在‘九大’期間用過。根據吳法憲的佈置，上海代表團根據那本小冊子的材料批判過陳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後，把《陳毅反動言論小集》送給陳毅一本。”
問：“是誰給陳毅的？”
答：“是我給的。”
問：“你除了領導編寫這本小冊子以外，同時還蒐集編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陳毅、聶榮臻、譚震林等人的材料。”
問：“起訴書中指控你們編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頁，是不是事實？”
答：“我相信是事實。”
法庭宣讀徐景賢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證詞（節錄）：根據張春橋的指示，專門成立了一個“‘九大’材料小組”，層層佈置收集葉劍英、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聶榮臻等中央領導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讀劉萬順一九八①年九月九日的證詞（節錄），其中提到當時參加“九大”的代表，每人發一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其目的，是為到北京參加“九大”揭發批判陳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組”蒐集整理的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材料目錄。
王洪文看後說：“在這個材料小組領導成員中，還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實。”
問：“你是不是負責人之一？”
答：“我是負責人之一。”
審判員宣佈以上事實調查完畢。
雖然在張春橋的“導演”之下，王洪文、塗景賢在“九大”發動了一場對陳毅的“大批判”，但陳毅畢竟還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臺，而且當選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
陳毅在處境險惡之年能夠出席“九大”，能夠當選為“九大”中央委員，當然因為毛澤東所作“最高指示”——陳毅“可以作為右的代表”。今日看來，毛澤東的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當時保護陳毅的託詞——因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張春橋絕不會放過陳毅的。也許，毛澤東的真正本意及保護託詞兩種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國歷史上錯綜複雜的一段特殊時期，毛澤東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錯綜複雜的。不論怎麼說，畢竟是毛澤東保護了陳老總。正因為這樣，當陳毅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不幸病逝，毛澤東深以戰友情誼為念，親自趕去，出席陳毅追悼大會康平路的新主人中共“九大”閉幕之後，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屆一中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