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華國鋒馬上要秘書以中央名義向全國各盛市、自治區打電話，發出通知，發生重大的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
王洪文不得不縮回已經伸出來的手。
筆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訪問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畢業生，優秀團員，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進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臨時抽調到王洪文辦公室工作。
據米士奇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九月十日晚七點多，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告訴我，王洪文讓廖帶我到中南海值班。
廖祖康告訴我，王洪文說，中辦秘書處就不來人了，就你一個人值班。廖還說，王洪文說了，有兩個事，一是在毛主席弔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二是在此期間有些解決不了，需要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就說是中央領導同志說的，讓你給各盛市、自治區打個電話。另外，各盛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我說：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吧。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閣休息室的一部紅機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國各盛市、自治區打了二十七個電話。“
原來，米士奇電話裡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也就在這個時候，“四人幫”的親信發動了寫“效忠信”的運動，各種各樣的“效忠信”飛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說出了“四人幫”不便啟唇說出的一些話：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我以極其悲痛的心情，向黨中央寫這封信。我們這些小人物最擔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後，黨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什麼人手裡？
我懇切的向黨中央建議：江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同志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這位自稱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對於“四人幫”的批判。江青卻把這些信當成了“民意”。
“基地”與“四人幫”保持步調一致。王秀珍和陳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還會有。到底是我們掌權，還是他們掌權，現在還不清楚。中央鬥爭很複雜。……”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萬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毛澤東大會。
主持追悼大會的，仍是王洪文。對於追悼大會的程式，他已相當熟悉，因為在短短九個月間他已接連主持了周恩來、朱德追悼大會，這已是第三回了。
不過，這一次仍由他來主持大會，則是向國內外表明：在中國失去毛澤東之後，王洪文是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
“現在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同志致悼詞。”儘管王洪文的嘴裡極不情願吐出那“第一”兩字，不過，好在還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個最高位子仍空缺。
華國鋒用一口山西話，念起了悼詞。他的神態是充滿自信的，因為毛澤東親筆為他題寫的“你辦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證書”。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紗，仁立在天安門城樓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擺好一副架勢，彷彿她已成為這個國家的舵手。
張春橋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正在唸悼詞的華國鋒。
大會剛剛結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據說是為了落實毛澤東遺體的防腐儲存問題，而暗中對“基地”的民兵佈防作了部署。
就在這一天，徐景賢出現在北京釣魚臺。據說是來開衛生部的會議的，而暗中與張春橋密談。
也就在這一天，上海《文匯報》頭版頭條刊出：《上海工人階級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針》。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給王秀珍掛了長途電話，叮囑她：“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內資產階級他們是不甘心失敗的，總有人會抬出鄧小平的。”
張春橋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帶去富有煽動性的口信：“老實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張春橋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臨“大考驗，要打仗。”
張春橋透過他的親信向上海傳達“要準備打仗”的指示。親信在信上特地註明：“閱後即毀，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姚文元也以富有“啟發性”的話，要上海作最壞的打算：“你們要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