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行這一百多萬字的系列長篇的寫作，最初是從兩本書中得到啟示：一是當時陸陸續續讀到的巴金的《隨想錄》。巴老對於“文革”的深刻、尖銳的鞭答，給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隨想錄》中一再提醒讀者，要“牢牢記樁文革”‘。他說出了振聾發聵的話：“只有牢牢記樁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另一本給我以啟示的書是美國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長卷《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作者掌握了納粹德國的四百八十五噸檔案，花費五年半，寫成一百三十萬字的長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亞那的一句格言，那含義與巴金不謀而合：“凡是忘掉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
十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創，決不亞於當年希特勒納粹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痛楚。
我決心寫作長卷《“四人幫”的興衰》。
我寫出了全書的寫作計劃和採訪計劃，上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
當我著手實現這一龐大的創作計劃時，我這才意識到每前進一步都異常艱辛。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正因為這樣，我在進入創作之前，著手於大規模的準備工作。我曾說，我是以採訪物件為主幹，以檔案館與圖書館為兩翼。
檔案是寫作這樣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是美國人，由他來寫納粹德國史，美國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噸機密檔案。然而，我卻以一箇中國人去寫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檔案絕大部分被視為“禁區”，不可接觸。最初，為了查閱檔案而來回奔走，花費了許多時間。好不容易辦好了手續，卻又只能坐在檔案室裡抄錄，不許影印，不能拍照。我常常從早到晚坐在那些檔案室裡逐字抄錄，變成了一位“文抄公”。現代化的影印機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卻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筆慢慢地抄著、抄著。大量的寶貴時間，耗費在抄檔案上。儘管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畢竟積累了大量珍貴的原始檔案資料。
圖書館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閱“文革”期間的報刊、雜誌、傳單、書籍，手續也是夠麻煩的。總算辦通了這些手續。我在幾家圖書館裡，閱讀了大量的“文革”報刊、傳單，掌握許多史實和採訪線索。我比較了張春橋為王洪文那“工總司”所籤的“五項要求”，發覺各種不同“版本”的傳單內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蹤”原件。
在一家很不顯眼的檔案館裡，我查到了張春橋簽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據檔案上的說明，得知這三份原件是由誰提供的。儘管那位提供者已調動了工作，我頗費周折終於找到他，請他談了安亭事件的真實經過。這樣，把檔案、報刊傳單、採訪三者相結合，我才對史實有了比較準確的瞭解。
採訪工作是最為重要的。十年浩劫剛剛過去，許多當事人尚在。對他們進行採訪，是寫作本書的至為關鍵的一環。
採訪物件大致上有兩類：
一類是被迫害者。採訪被迫害者，往往很順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層領導人，我也都能採訪。不過，他們往往偏重於談自己受迫害的經歷，而對於“文革”內幕所知並不太多。
另一類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獄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獄，也在勞改工廠或類似的單位工作。採訪他們往往要經公安部門批准，要花費不少時間辦手續。不過，手續對於我來說，還是其次的；最艱難的是，即使辦好了手續，採訪物件往往不願深談。我儘量在事前作好詳細的採訪準備，提出一系列問題，這樣，採訪物件會逐個答覆，使採訪有一定深度。我的採訪是抱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進行的。我尊重事實。正因為這樣，一些“文革”要人還是願意跟我談，有的一談便是一整天。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寫出了《張春橋傳》（初稿名《張春橋浮沉史》）。這年八月，寫出《江青傳》初稿。接著，寫出《姚文元傳》初稿。
這些作品，沒有一篇能夠發表。這倒並不在於作品本身，而是因為有人主張“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別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國成了敏感題材，很難問世。好在我不是一個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說過，準備十年後出版。
我仍繼續我的採訪，繼續查閱檔案和報刊。我對三部作品中的兩部——《張春橋傳》和《姚文元傳》，作了大修改、大補充。我反覆研讀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