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少年科技站”裡，林立果確定了“武裝起義”的指揮班子：上海的“頭”為王維國，南京的“頭”為周建平，浙江的“頭”為陳勵耘，江騰蛟為“第一線指揮”，“進行三點聯絡，配合協同作戰”。
位於上海復旦大學與上海外國語學院之間並不醒目的空四軍宿舍——新華一村，成為王維國的秘密據點。那個“找人小組”的成員——空四軍司令部軍務處處長蔣國璋、空四軍政治部組織處處長襲著顯，被王維國指定為“教導隊”負責人。
一支絕對忠於林立果的武裝力量，在新華一村集訓。“教導隊”的編制為三個區隊，九個班，每班十二人。
這支“教導隊”給林立果寫了如下“決心書”：“我們一定要人人想著您，步步緊跟您，一切聽您的領導，一切服從您的指揮，緊跟您，頂逆風，戰惡浪，風吹浪打不回頭。……為誓死捍衛林副主席最高副統帥地位，為誓死捍衛您——我們的好領導，不怕犧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聲令下，我們就立即行動。您指向哪裡，我們就衝向哪裡。”
林立果讓周宇馳轉達了他的話，在上海，一切聽命於王維國：“王政委的意見有時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說白的，就是白的；說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說太陽從西邊升起來，也要相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裝起義”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為上海之“王”。
王維國的種種秘密活動，林立果在上海進進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曉其詳。王洪文沒有軍職，軍隊是他的勢力的空白點。
烏雲在上海上空翻滾。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雷鳴電閃，上海處於最緊張的時刻——毛澤東途經上海，林彪把謀殺毛澤東的地點選擇在上海！
毛澤東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乘坐專列離開北京，巡視大江南北。毛澤東每到一處，就向當地黨政軍負責人“吹風”，指出“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陳伯達後面還有人”。
八月十六日，毛澤東抵達武漢，住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一至九月二日、毛澤東到達長沙、南昌。九月三日，毛澤東抵達杭州，進入陳勵耘的勢力範圍。
九月七日，林彪透過林立果，對“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的命令。
九月八日，林彪下達反革命政變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
陳勵耘注視著毛澤東的一舉一動。
箭在弦，彈上肢，一場震驚世界的武裝政變，在中國即將發生。
九月八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機場，對這場武裝政變作出了具體部署：地點——上海。用林立果的話來說，“現在的情況很緊急，我們已決定在上海動手。”
政變方案——三個。用林立果的話來說，“我們研究了三條辦法，一是用火焰噴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車；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徑的改裝高炮，平射火車；三是讓王維國乘B—52接見時，帶上手槍，在車上動手。”
政變第二步——林立果說：“等上海打響後，北京由王飛率領空直警衛營攻打釣魚臺。”也就是說，幹掉江、張、姚。
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在“文革”初期曾有過“密切合作”。在廬山上，林彪集團對張春橋的猛烈攻擊，使這兩個集團轉為對立。王維國是林彪集團在上海的“頭”，王洪文是江青集團在上海的“頭”。兩“王”在上海的爭鬥，也就是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在上海的爭鬥。林彪從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轉為謀殺毛澤東的主謀，而江青集團則站在毛澤東一邊，借偉大領袖的威望與林彪集團對抗。歷史，雲譎波詭，變幻萬千，浪嘯潮湧，瞬息萬變。在那樣特殊的歷史時刻，王維國在上海佈下謀害毛澤東的暗網的千鈞一髮之際，王洪文作為江青集團中在上海的“頭”，站到了偉大領袖的大旗之下。
王維國原本以為，毛澤東會在西子湖畔優遊一番，過些日子才會到達上海。
毛澤東早已對林彪的陰謀有所察覺。他已經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他必須儘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飛機——空軍的指揮權，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專列前進，而專列必須在鐵軌上執行，他的前進路線是明擺著的。杭、滬、寧，林彪安了陳勵耘、王維國、周建平三顆釘子。他的專列經過這個三角區，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區前進！
九月八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筧橋機場附近的毛澤東的專列突然開動。因為緊挨著筧橋機場，不安全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