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去，是怕鄧小平陪同外賓先到毛主席那裡把事實真相說明。”
匆匆去，匆匆來。王洪文坐著專機，在十八日早晨飛往長沙，當天夜裡就飛回北京。
在長沙，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的灰！
在毛澤東和王洪文談話時，毛澤東秘書張玉鳳在側。張玉鳳的回憶，清楚地說明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揹著周總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駐地，向毛主席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狀。王洪文把周總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林彪一夥要搶班奪權，他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們四個人（王、張、江、姚）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彙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別有用心的說：“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家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並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
在這次長沙談話中，毛澤東稱江青那個“四人小宗派”為“上海幫”。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警告王洪文：“你們不要搞上海幫！”
興沖沖而去，灰溜溜而歸。王洪文在夜色蒼茫中，飛回北京。一臉愁容，他鑽進烏亮的紅旗牌轎車。
當他的轎車駛入釣魚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早已伸長脖子在那裡等待著他。毛澤東的警告猶在他的耳際迴響，他卻已回到“上海幫”之中。他明知與江、張、姚搞在一起的後果將是什麼，但“上海幫”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還是搞“上海幫”！
王洪文敗北而歸，江青心不甘。趁著外交部部長助理唐聞生、王海容要陪外賓去長沙，江青召見了這兩個年輕人，託她們向毛澤東轉達：如果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那麼她提議，讓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員長。
唐聞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見帶到了長沙。
毛澤東聽罷，面露溫色，說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毛澤東一言點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經把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權力，對於陰謀家的誘惑，如同利潤對於資本家的誘惑。四屆人大的召開，在陰謀家們看來，是一次奪權的好機會，正因為這樣，儘管林彪為了在四屆人大時當上國家主席而機毀人亡，江青卻仍踏上林彪覆轍。
四屆人大，成為中國當代史上難產的大會：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屆人大順利召開，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劉少奇為人大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屆人大召開，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委員長，周恩來為總理；一九六四年底，三屆人大召開，國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與二屆人大的選舉結果相同。前三屆人大，都是五年一屆，都是“順產”。唯有四屆人大，遭受“文革”折騰，一拖再拖，拖到一九七四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江青奪權心切。派王洪文去長沙告狀捱了批，託唐聞生、王海容捎話到長沙又遭毛澤東嚴詞斥責，不得已，她親自出馬了……毛澤東責令檢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去信，彙報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進展情況。
周恩來在信中明確表示：“積極支援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
周恩來的信中，提及了召開四屆人大的具體時間。他考慮到三屆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底召開的，因此四屆人大最好在一九七四年底召開，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來年。周恩來寫道：“我的身體情況比七月十七口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來已意識到江青會鬧事，在信中用婉轉的語氣寫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領導好。”
周恩來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後——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也給毛澤東寫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組閣”名單。
毛澤東在長沙看罷江青來信，提筆寫下份量頗重的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檔案，不要由你組閣（當後臺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