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一個個“小支聯站”！
“小支聯站”的成員們，據說有五百多人。他們的任務是五花八門的。據一位十七歲的“小支聯站”成員說，任務如下：一、貼標語，發傳單；二、看見“東方紅”或“公革會”（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的汽車停在那裡，就把輪胎的氣放掉；三、擾亂批判”聯司“的大會會場，起鬨或撤傳單；四、救護”聯司“傷員，送進醫院；五、看管好”聯司“的汽車。
“支聯站”們也不時召開萬人大會，高呼“聯司必勝”的口號。一支名為“壓勿煞戰鬥隊”活躍於上海灘，成為“支聯站”中的生力軍。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訪，吃了一驚：原來，這支“壓勿煞戰鬥隊”的隊長非別人，乃是他的宿敵、“一兵團”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怪不得“支聯站”層出不窮，原來都是這些幾經較量而“壓勿煞”（上海土語，“壓不倒”之意）的人物。
戴祖大也給王洪文抓起來了，被迫寫了“自白”。這份“自白”被“工總司”印成傳單，曾廣為流傳，題為《我為什麼要“支聯”，反工總司？——原北上返滬第一兵團戴祖大的自白》。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壓之下違心而寫，言不由衷，不過，多少還是反映了“支聯站”的組成人員們的一種特殊心態和“壓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讀：“我是原北上返滬第一兵團的工作人員，我哥哥名叫戴祖祥，是原北上返滬第一兵團的壞頭頭。
“今年二月份，戴祖祥大搞分裂工人運動，要爭名爭地位，保住自己的那個山頭，實現他的野心。就在二月中和其他組織一道搞了個分裂主義的‘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大反工總司，走上了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道路。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的革命群眾都一致起來反對，並要求把這些壞頭頭揪出來。
在三月中的一個晚上，戴祖祥被無產階級專政機關關了起來，現在仍在押。對此，我對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刻骨仇恨，並把我哥戴祖祥的拘留歸罪於他們，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機報復。就在這種思想根源上，我就和上柴‘聯司’站在一起，開始了反工總司、市革委會領導的罪惡的階級報復活動，於七月底正式組織了‘壓勿煞戰鬥隊’，並散發了好幾種夥同‘聯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領導人的傳單，也在大世界對面貼了《評‘解福喜事件’》的巨幅大字報，向全市人民放了不少毒，給社會上帶來了極大的毒害，是一株徹頭徹尾的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所謂《評‘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其目的是向無產階級權力機構的負責人徐景賢、王洪文等進行猖狂的進攻，妄圖實現階級報復。……”“888”秘密會議一輛輛轎車駛過華山路，濃密的法國梧桐遮住了驕陽。當王洪文來到“888”，他的“小兄弟”陳阿大、戴立清、葉昌明、張寶林等已在那裡吹牛了。
“888”·——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的代號。“工總司”總部的秘密會議，正在這裡舉行。
時間：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王洪文一進來，壓低了聲音，興奮地對“小兄弟”們說：“告訴大家一個好訊息——春橋同志說，是時候了！”
用不著任何解釋，“小兄弟”們都明白張春橋所說的“是時候了”是什麼意思。
“春橋同志從北京打電話來？”有人問道。
“春橋同志二十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聲音壓得更低，“春橋同志說，‘聯司’和‘支聯站’是群眾組織，由‘工總司’出面解決比較合適。所以，這段時間他雖然在上海，就不公開露面了。他在上海的訊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說出去。據春橋同志告訴我，他這次來上海，另有重要任務。……”“小兄弟”們興奮起來，因為張春橋所說的“是時候了”，無疑如同給他們吃了定心丸。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動計劃擬定出來了。
“888”計劃，共五項內容：
（一）設立臨時指揮部。
（二）這次行動的代號為“888”。
（三）現場指揮為王洪文、戴立清、張寶林、王腓利等人。
（四）隊伍調動基本上按“工總司”的各組分口。
（五）確定攻擊物件，主要是“聯司”和“支聯站”。
關於臨時指揮部，又具體分為三線。這樣，在與“聯司”、“支聯站”的作戰中，垮了一線，還有一線：第一線——指揮部設在華東物資局“工總司”聯絡站，由戴立清負責；第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