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他們的行動在國際上受到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喝采叫好。……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上柴‘聯司’的一小撮頭頭和幕後策劃者已經滑到哪裡去了。……”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賢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在人民廣場舉行數十萬人的大會，“憤怒聲討‘聯司’和‘支聯站”’。“聯司必敗”的口號聲，從成千上萬的喉嚨裡喊了出來，那聲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迴盪著。
解福喜之死
上海進入七月之後，氣溫驟然上升，熱不可耐。位於上海東北郊的上海柴油機廠，成為全市最熱的地方。“阿東”和“阿串”之間的格鬥，由於王洪文支一派、壓一派、已經愈演愈烈，日趨白熱化。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紅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機廠，如今生產瀕臨癱瘓，成了一個炸藥庫，隨時部可能發生劇烈的爆炸。
“六·二九”事件過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場武鬥在上海柴油機廠爆發。
導火線是一樁芝麻小事：
“聯司”在廠裡刷了一條大標語。那際語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刷的，註明“保留五天”。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時零二分，“東方紅”覆蓋了“聯司”的大標語，寫上一條針對“聯和”的大標語。
“阿東”們與“阿串”們，就“保留五天”如何計算，發生了口角。
“東方紅”以為，從十三日上午八時至十八日上午八時，整整五天。因此，他們在十八日上午八時零二分開始覆蓋，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聯司”則以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應當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時為止。因此，“東方紅”在上午八時零二分覆蓋，是違反“保留五天”的。
如此區區小事，引發了“阿東”和“阿串”的大辯論。可惜，當年的中國沒有“大字報法”，沒有關於“保留期”如何精確計算的條文，雙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種“大辯論”顯然是毫無結果的。
吵著吵著，動起手來。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漿糊，你往我的身上潑墨汁，我用漿糊“還擊”。
雙方的人員聞聲趕來支援。武鬥的級別迅速提高。瓦片，磚頭以至鐵塊，代替了墨汁和漿糊。
武鬥的規模不斷擴大。傷員激增，達三百多人受傷。
在混戰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車間工段黨支部書記、“東方紅”成員解福喜受了重傷，不久死去！
“好，這是一個大把柄。我們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輿論！”王洪文正巴不得鬧出個大亂子，可以收拾“聯司”，不由得幸災樂禍起來。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鬥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在七月二十一日發出的通令中，卻被說成這樣：“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總部，有人私設公堂，嚴刑拷打上柴‘東方紅’戰士解福喜，以致慘死，手段十分殘酷。我們對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對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根據中央‘六·六’通令，我們政法指揮部特今以楊仲池為首的上柴‘聯司’負責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過程，交出殺人兇犯名單，聽候審訊。……”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廣場主持召開大會。據通知，說是傳達中央重要檔案，幾十萬人前來開會。會議即將開始時，主席臺上的橫幅換成了“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解福喜同志追悼大會”。於是，這幾十萬人。都成了追悼大會的參加者。
王洪文的講話精神，後來被寫入《工人造反報》的“社論”。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該發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卻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擴大事態，煽起人們對於“聯司”的深仇大恨，為踏平“聯司”作輿論動員：“解福喜是被‘聯司’一小撮暴徒私設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屍身遍體鱗傷，慘不忍睹。
……
“解福喜在舊社會受盡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解放後，是毛主席、共產黨替他帶來了幸福。解福喜對階級敵人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對黨、對毛主席有著無比深情的熱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與革命群眾一道，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以及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因此，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一切階級敵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
“解福喜為保衛革命路線，保衛我們上海無產階級新生政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獻出了生命。解福喜不會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