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問》、《十問》！
因為“炮打張春橋”受到鎮壓的“紅革會”，放出空氣：“上海人民公社沒有請‘紅革會’參加，所以《人民日報》不登！”
那些“大聯委”的成員們，則胸有成竹地說：“上海人民公社把我們排斥在外，沒有實現真正的大聯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報》不登！”
也有人直言不諱：“張春橋講‘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這是錯誤的！因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數人搞起來的，所以中央不承認！”
耿金章再度活躍起來，又成為反對派們的領袖。雖然他上了主席臺，當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發覺，實權在王洪文手裡，“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會”一次也沒請他這個“常委”參加。他成了一個“空頭常委”。
耿金章與“大聯委”的成員們在暗中計議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與“上海人民公社”相抗爭……儘管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天天在為上海人民公社“歡呼”，而《人民日報》的沉默，愈加形成鮮明的對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幟，使張、姚、王坐立不安。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張春橋和姚文元雙雙飛往北京。據張春橋臨行時再三聲言，“是毛主席要我們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澤東對“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認，張、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張、姚一走，上海的反對派們更為活躍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後臺！”白底黑字的大標語，覆蓋了那些“歡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紅色標語。
以“二兵團”為主力，聯合“一兵團”、“三兵團”以及那個“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緊了拳頭，發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嫌徒步遊行的聲勢不夠浩大，來了個“卡車大遊行”。反正各工廠有的是大卡車，裝上人，一邊開，一邊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車的兩側，差不多都貼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後臺“大字標語。幾百輛大卡車出現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轟動了。
雖說當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務員”，王洪文畢竟立足未穩，何況“上海人民公社”風雨飄搖，而他的後臺張、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彷彿從沸點摔到了冰點，不斷撥電話到北京，向張春橋和姚文元探問訊息。
張、姚去京之後，《人民日報》依然對“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報》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報紙。
反對派們越來越起勁，覺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鬧還不夠意思。於是，採取了當年王洪文對付陳丕顯、曹荻秋的辦法——進京告狀。“二兵團”和“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組成了“進京代表團”，到國務院接待站去告張春橋、告王洪文，告潘國平，告“工總司”。連北京天安門廣嘗王府井大街，都出現了大字標語：“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後臺！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單方面的奪權，上海人民不承認，黨中央不承認！”
王洪文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聲，一日高過一日。
雖然王洪文幾度要對耿金章反擊，無奈，他的後臺張、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輕舉妄動。
咬著牙，熬過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個星期過去，張春橋和姚文元飛回了上海。
張春橋說明了原委，王洪文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毛澤東不讓《人民日報》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訊息，是因為“各盛市都叫人民公社，中華人民共和國豈不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
張春橋自作聰明，標新立異，以為“上海人民公社”這個新名詞會博得毛澤東的讚賞，變成全國的“樣板”。毛澤東的一頓批評，使張春橋不得不向毛澤東承認錯誤，作了檢討。
於是，《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道問題的通知》下達了，不許各盛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澤東說：“革命委員會好！”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為全國各地奪權後的新政權，取了統一的名字——“革命委員會”。
張春橋和姚文元當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辦，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於是，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現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萬人集會，又一次歡呼，慶賀“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
所謂“文革”，所謂“群眾運動”，實際上不過是“運動群眾”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