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還有那個“紅革會”，據說在準備“炮打張春橋”，當然應當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剩下來的三十八個造反派組織，是張春橋信得過的：“工總司”，“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在籌備會上，有人建議加上“政治”兩字，變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組織政治聯絡總站”。不過，經秀才們咬文嚼字一番，覺得“政治聯絡”不妥。“政治”怎麼可以“聯絡”呢？不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無產階級政治庸俗化”！須知，那時候，連“政協”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為“政治”豈可“協商”？
勉勉強強，仍維持原名，只是覺得“聯絡總站”這名字不夠氣派，不夠響亮。
不過，不管怎麼樣，這個“聯絡總站”總算籌備起來了。
第二天，由姚文元執筆、張春橋閱定的給中央的《上海工作簡報》上，用欣慰的筆調寫道：“在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人的破壞活動中，各單位都普遍展開了奪權鬥爭，革命左派用各種形式的大聯合，把領導權奪到自己手裡。這個革命行動，是推動生產前進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眾的許多新創造，實際上已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把過去的部長、局長、處長、科長……龐大的官僚機構，一掃而光。這就使革命大大推進一步。”
姚文元還報告道：
“聯絡總站成立，目前已實際行使著政權的作用。”
就在這期簡報發出的兩天之後——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這篇社論，在全國打響了奪權的訊號彈。
張春橋急於在全國創立奪權的“樣板”。就在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進駐康平路，宣告“奪權”，更使張春橋如坐針氈，加快了奪權的步伐。
張春橋的腦子，如同一個“歪點子”倉庫。他靈機一動，與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個嶄新的“歪點子”：甩掉那“聯絡總站”的名字，別出心裁，取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稱——“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這名稱，在張春橋、姚文元看來，有兩條“最高指示”作為依據：第一，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說過“人民公社好”。雖然那時他是指農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人民公社好”當然可以移來作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據。
第二，毛澤東曾稱讚聶元梓等“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顯然，毛澤東很喜歡“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稱為“北京公社”，上海當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張春橋打電話給陳“老夫子”。這位“理論權威”也覺得“上海人民公社”這名字有新意。
於是，如同“工總司”的《大事記》所載：“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和上海警備區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在黨校繼續開會討論奪權問題，並以‘只爭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連夜修改奪權宣言和通令，準備第二天見報，並於當晚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作彙報，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節日到來，大街小巷貼滿歡呼臨時權力機構即將誕生的大標語……”哦，大街小巷已經貼滿“歡呼臨時權力機構即將誕生的大標語”，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節日到來”的氣氛，就連“奪權宣言和通令”都“準備第二天見報”，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並沒有成為“最盛大的節日”——張、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那是因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紅革會”得知訊息之後，先下手了——奪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顆大印！
“紅革會”的奪權（認真點講，只是“奪穎），打亂了張春橋的奪權計劃。
好不容易，張春橋派徐景賢逼著“紅革會”交出大印，卻招來“紅革會”的更為強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節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後推……蕩平“紅革會”“叮鈴鈴，叮鈴鈴”，響起了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
耿金章抓起電話耳機，從裡面傳出的甜蜜而熟悉的聲音，使他吃了一驚：“金章同志嗎？”
不言而喻，那是張春橋打來的電話。
時間；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春橋同志，有什麼事？”耿金章馬上意識到一定是發生了緊急事件。不然，張春橋絕不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