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司令”下了命令：專人負責，確保安全，絕對保密。沒有他的親自批准，不準任何組織來“揪”。
才關了幾天，似乎訊息又走漏了。
急急轉移，把陳丕顯、曹荻秋、馬天水關進矗立於外灘的上海大廈。“二兵團”把七樓嚴密封鎖。包下幾個房間，讓陳丕顯、曹荻秋、馬天水和看管人員住了下來。
或許因為神經過敏，疑神疑鬼，或許因為確有其事，事出有因：從七樓俯看，外白渡橋附近，有一群“工總司”隊員在走來走去。
“老耿，上海大廈太顯眼，附近發現敵情！”看守人員馬上打電話向“耿司令”請示。
“今晚立即轉移！”耿金章下達命令。
深夜十二點，上海大廈電梯裡，出現幾個奇特的“造反派”：身穿軍大衣，頭戴咖啡色海虎絨軍帽，套著“工總司”紅袖章，戴著大口罩。這幾個“造反派”看上去，一點也沒有神氣活現的派頭，而是愁眉苦臉。
他們是經過“二兵團”造反隊員精心“化妝”的陳丕顯、曹荻秋和馬天水。
門口停著兩輛大卡車——為的是大卡車不象小轎車那樣惹人注意。至於兩輛，則是因為馬天水一再向“二兵團”申明，他不願跟陳、曹在一起。
兩輛卡車分道揚鑣，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一輛卡車駛往徐家彙，把馬天水關押在一家工廠的技工學校裡。
另一輛卡車載著陳丕顯、曹荻秋，出現在上海西北郊區公路上。路邊的燈光變得稀疏起來，兩側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農田。開了一個多小時，車前不見車，車後也不見車，這輛孤零零的卡車駛入嘉定縣黃渡鎮附近的一家工廠——上海商業二局所屬的上海禽蛋五廠。
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陳丕顯、曹荻秋便被“二兵團”秘密關押於此。
“老耿，快把陳、曹交出來。”王洪文一次次給耿金章掛電話。
“什麼？我也在找陳丕顯、曹荻秋呀！”耿金章說道，“聽說，他們是被‘工總司’抓去。老王，你要趕快交出陳、曹——我們‘二兵團’要召開批判陳、曹大會！”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團”不斷轉移著陳、曹，時而在新城飯店，時而在國際飯店，時而在衡山飯店……畢竟沒有不透風的牆，“二兵團”密藏陳、曹的訊息不脛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著要落在耿金章頭上。
耿金章只好開啟天窗說亮話：“陳、曹確實在我手裡。誰要批鬥陳、曹，誰向我‘借’。我派人派車送去，限時限刻送回！”
於是，“二兵團”猶如成了“陳、曹出租公司”一般，誰要開批鬥陳、曹的會，事先要向“耿司令”辦理“租借”手續。仗著人多勢眾，別的造反派組織也不敢從“二兵團”手中搶陳、曹。
耿金章把陳、曹捏在手中，還有他的“小九九”：隨著他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銳，他在籌劃著自搞另一套——乾脆，把張、姚、王撇在一邊，另樹一幟，聯合一批造反派組織奪權，也實行“三結合”。其中的“結合幹部”，就用陳丕顯！
雖說陳丕顯也捱了批判，畢竟他是“紅小鬼”出身，沒有任何歷史問題，批來批去無非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已。當然，耿金章打算把陳丕顯作為“結合幹部”，這是極端秘密的計劃，從不外露。王洪文罵他“老保”，倒是猜著了幾分。
“耿金章是最危險的人物！”王洪文對小兄弟們說出了這句話。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以耿金章為首成立了擁有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公開扯起了反叛的旗幟，與張、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對著幹了。
降服耿金章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二樓的小客廳，“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緊張地起草。耿金章正在與“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的委員們計議大事。
“耿師傅，您出來一下。”耳邊響起清脆的女聲。
耿金章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姓朱的聯絡員來找他。
“什麼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來轉告張春橋的什麼意見，便端坐不動。
“春橋同志請您去一趟。”張春橋不打電話，卻派聯絡員傳話，顯然事關重要。
“要我去幹什麼？我正忙！”耿金章愛理不理地說道。如今，他要與張春橋分庭抗禮，對那位“春橋同志”已充滿敵意。
“耿師傅，請您去一下吧，路又不遠。”聯絡員又說道，那話音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