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
在那次會議上，王洪文暫時還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岡造紙廠，收集關於耿金章的材料……在“工總司”內部翦除異己，王洪文這位“保衛科”幹部已經顯示了自己的手腕。
穩定“後院”
在上海國棉十七廠，已經很難見到王洪文的身影。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繼日在上海鉅鹿路那“司令部”裡忙碌著。
有時，他總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隊的那些“戰友們”，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我已經顧不上廠裡的事情了。”這位“水忠”隊的隊長，對“戰友們”說道，“‘永忠’隊，由唐文蘭負責。”
唐文蘭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七個簽名者之一，是廠組織科的檔案管理員，王洪文的“親密戰友”。王洪文的意見，得到“永忠”隊隊委們的一致贊同。
“上海國棉十七廠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後方。如果十七廠的‘文革’搞不好，我這個‘司今’在外面也當不好。後方鞏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萬可別後院起火！”
王洪文在小屋裡，一次又一次叮囑過他的“戰友”。
“將來，我這‘司令’當上了市長，我們十七廠就成了‘幹部倉庫’！我要從十七廠調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裡、到局裡去當幹部！”王洪文這麼一說，“永忠”隊的隊委們的眼裡，射出了興奮的光芒。
在小屋裡，王洪文聽到許多廠裡的“新聞”：廠裡的造反派開了盛大的歡迎會，歡迎從安亭歸來的造反隊員；廠黨委副書記張鶴鳴已經完全靠邊。他胸前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牌，在廠裡掃馬路。風一吹，常常把黑牌從他的胸前吹到背後，那繩子勒在他的喉頭，痛得他哇哇叫；工作隊長施惠珍也靠邊了，向全廠作了一次又一次檢查：“捍衛會”還在那裡跟“永忠”隊作對；王洪文關注著自己“後院”的一舉一動。
“我想，從廠裡抽一個小青年，給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蘭提出了這一要求。
畢竟是當上了“司令”，忙得不可開交。住在“司令部”裡，有時候需要從家裡拿件衣服，從廠裡要點材料，沒個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誰，就調誰。”唐文蘭當然一口答應。
“把小廖給我吧！”雖然廖祖康並沒有參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卻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就這樣，廖祖康從最初的跑跑腿，變成王洪文的秘書，變成王洪文的貼身秘書，竟在王洪文身邊工作了十年……據廖祖康告訴筆者，王洪文選中了他，當然因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於感激之情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幾個學生一起，在黃浦江裡游泳。
遊著，遊著，廖祖康看見前面停泊著一艘輪船，便遊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誰知那是一艘外國輪船。廖祖康當即被船上的中國邊防人員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國棉十七廠。他嚇壞了，生怕落了個“偷渡”的罪名，從此永世不得翻身。儘管他當時登上外輪是出於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轟轟烈烈的開展，這類事情一旦見諸於大字報，馬上就會招來全廠的批判。
王洪文作為保衛科幹事，負責處理廖祖康問題。因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當年基幹民兵連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來。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對王洪文感激萬分，從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難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況，廖祖康頭腦靈活，辦事能力也強。於是，就從跑跑腿開始，成為王洪文的影子。不論王洪文日後如何升遷，他始終把廖祖康帶在身邊。
聶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對於王洪文來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個不平常的日子——他終於見到了他所崇拜的一個女人。
王洪文從寫第一張大字報起，就模仿著她；到北京串連，也特地趕到北京大學，期望著見一見她。無奈，作為上海一家工廠的小小的造反隊隊長，在一個月以前，還不在她的眼中。
她，聶元梓，在北京已經紅得發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聶元梓和她的同夥、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年教師孫蓬一一起坐了軟臥，於十一月二十日抵達上海。
儘管張春橋剛剛處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樂乎，還是撥出時間，在“中央文革”駐滬記者站的小樓上，秘密會見了這個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長途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