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委主席，不然就“無法順利滅敵”。李富春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中央彙報。
紅軍總部在7月10日到達蘆花後，張國燾又迫不及待致電中央“宜速決統一組織的指揮問題”，再次公開伸手向黨要權。見四方面軍還沒有跟上來，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立刻致電張國燾，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則”把部隊“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為了顧全大局，維護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中央政治局於7月18日接受周恩來的提議，將周原任的紅軍總政委職務改由張國燾擔任，朱德仍然為中央軍委主席兼總司令。三天後，軍委又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這時，張國燾才率領紅四方面軍到達蘆花。
張國燾當上總政委後，立即積極攫取權力。為了達到“獨斷專行”的目的，他設法控制一方面軍的部隊，收繳了各軍團之間互通電報的密電本以及各軍團與軍委通報的密電本。從此以後，一方面軍只能與前敵總指揮通報而與中央隔絕了，各軍團之間也不能橫向聯絡了。
而對於攻打松潘的命令張國燾卻推三阻四，拖延執行。他對於擔任總政委一職仍不滿足，覺得大權尚未獨攬，戰略問題還要報軍委和中央政治局核准，而他在政治局又是孤掌難鳴，處於絕對少數。因此又節外生枝，要求增加四方面軍的九人進入政治局。
由於這一無理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他便藉口組織問題未圓滿解決，不執行軍委計劃，並將進攻松潘的命令擅自改為佯攻松潘，後來乾脆下令停止進攻松潘。
7月底，朱德和紅軍總部、中央機關到達毛兒蓋地區。這時，由於張國燾的再三阻撓，攻佔松潘的戰機已經過去了。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結於松潘地區，薛嶽部由雅安進抵文縣、平武，向胡宗南部靠攏，川軍進佔了懋功、綏靖、北川、茂縣、威州及岷江東岸地區，並步步進逼，企圖圍殲紅軍於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區。
主張北上卻南下的紅司令臨大節而不辱��（3）
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如果仍堅持原計劃由松潘北上，則有可能陷入敵人重圍，有被敵人消滅的危險。於是，軍委決定放棄原來的松潘戰役計劃，改取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8月3日，軍委總部制定《夏（河）洮（河）戰役計劃》，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合組成左、右兩路軍北上。十幾天後對編組又做了一些調整，規定：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率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北進，首先佔領阿壩，再北進夏河；右路軍由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率領，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首先佔領包座、班佑地區，再向夏河前進。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作出決議，重申北上抗日、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是正確的，而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是實現這個方針的基本條件。
張國燾在會上咄咄逼人，不斷吹噓自己如何正確，對黨中央和一方面軍提出種種指責，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錯誤，要求一方面軍領導檢查缺點錯誤，要否定遵義會議決議，改組中央和軍委領導。毛澤東和朱德等針鋒相對，對張國燾說：“你這是開的督軍會議。”意思是說他向中央要權。最終，張國燾的目的沒有得逞。
沙窩會議後，朱德和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率總部赴左路軍集結地卓克基。這樣，朱德同多年來一起並肩戰鬥的毛澤東、周恩來等暫時離別。
8月底，黨中央和右路軍走出草地，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區等候左路軍前來會合。在黨中央一再催促下，抵達阿壩的左路軍才進入草地向班佑前進。部隊在進入草地後的第三天，被一條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擋住了。這條河本來很淺，由於下了一場暴雨正在漲水，一時顯得水勢滔滔。這使本不願向右路軍靠攏的張國燾找到了藉口。他獨斷地以“朱、張”名義致電中央，說噶曲河漲水，“上游偵察70裡，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還提出要右路軍“乘勝回擊松潘敵，左路備糧後亦向松潘進。時機迫切，須即決即行”。
朱德和劉伯承堅持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共同北上。為了弄清噶曲河漲水情況，朱德親自到河邊，派他的警衛員潘開文去探測河水深淺。於是，潘開文騎馬蹚過河又返回來，發現最深的地方也不過齊馬肚子，隊伍是完全可以透過的。於是，朱德更是堅持左路軍繼續向班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