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裡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後面有美國中情局，”他笑著說，“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
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盪、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面回到九龍深水……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著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矇頭睡在走廊上。在睡著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著的，叫余英時。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獎時，余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余英時笑說。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歷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盪中找到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