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提出希望看一下我的身份證，我同意了。他看完身份證後向我問道：“您就是那位作家海巖嗎？”
我說：“對。我因為要寫一部小說，描寫外地青年在北京打工的成長和遭遇，所以經人介紹，認識了丁優，對她進行過幾次採訪……”
我這樣說明我和優優認識的過程，意在讓對方瞭解我們彼此的關係，但在這位檢察官聽來，我也許犯了怕被連累的嫌疑。
檢察官的臉上沒有太多表情，腔調也是例行公事，他說：“凌健安被殺案經北京市公安局偵查終結，現已移送本院審查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犯罪嫌疑人有權為自己指定辯護人。現在，本案犯罪嫌疑人丁優委託你擔當她的辯護人，你同意接受這個委託嗎？”
我吮地一下愣了，愣了半天不知該如何表態。我知道為犯罪嫌疑人依法進行辯護，早已不算什麼醜事，但我還是萬分躊躇，因為這樣一個差事實在非我所長。
但我對優優，確實交往已久，已經真的成了朋友。作為朋友，特別是她一直以來以兄長事之的朋友，我也不便一推了之。
那位檢察干部，繼續不動聲色地發問：“你接受嗎？”
我在慌亂中下意識地點頭，卻又提出一個要求：“我沒幹過這種事情，所以，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