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九五O年六月，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戰爭便突然降臨到我們的頭上。這一事件爆發之突然可與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採取何種對策卻沒有珍珠港事件發生時那樣清楚。一九四一年，我們唯有采取一種體面的行動。而在一九五O年，杜魯門總統本來或許可以對這一問題採取迴避的做法，這樣，社會壓力就會減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總統採取了斷然措施迎接對方的挑戰。他決定，我們必須戰鬥。這一決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們的人民獲得分析形勢的時間之後，他們沒有多久便同意了總統的決定。美國從道義上講決不會容忍朝鮮遭到蹂躪。真正的威脅是好戰的共產主義，他們赤裸裸地使用武力進行擴張的企圖已經暴露無遺。這是對我國安全的直接挑戰。如果任憑其一意孤行而毫無反應，那我們就會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然而，我們對敵人的回答雖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國政府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內部以及聯合國內部還是經過周密考慮和認真研究的。因為，眼前的問題還牽涉到另一個充滿了我們幾乎無法估量的危險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應該與其他國家共同行動呢，還是單獨進行這場戰爭？
戰爭期間，當我們考慮要擴大海上封鎖和空襲規模時，這個問題又使我們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魯門總統一開始就堅信，如果我們能在我們贊同其原則的聯合國旗幟下作戰，我們決定在朝鮮使用武力的正義性就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維護。採取這樣一個步驟要求我們在戰略上與盟國進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應。或許可以說，這個要求妨礙了我們的作戰行動，而事實上它也確實對我們的作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在軍事上的冒險行動，否則，我們有可能因此而越來越深地陷進亞洲的泥潭之中。
當然，確實有這麼一回事情，即當仁川登陸的勝利使我們處於可以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的有利態勢時，我們最初的目標（抗擊侵略，將侵略者趕出南朝鮮並恢復南朝鮮的和平）曾發生過急劇的變化。我們當時悄悄地將自己的任務改變成佔領和統一整個朝鮮。這是李承晚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也是對麥克阿瑟誘惑力很大的目標。
中國的參戰迫使我們對目標又進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後我們再次決定，只要能使南朝鮮保持獨立，不受共產黨的控制就算達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勝利之後不久和從鴨綠江撤退之後這兩次外，我們從未在任務不明或者沒有具體的政治或軍事目標的情況下作過戰。我們總是將目標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或者說，限制在我們認為自己的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最高當局從未認為可以隨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衝突升級，或者可以在沒有明確的政治、軍事和地理目標的情況下使衝突升級。我們不曾追求過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勝利。我們之所以同意在恢復戰前狀況或類似狀況的前提下維持一種相持局面，完全是因為這樣做可以給朝鮮帶來和平。我們清楚，我們當時所能調動的兵力是有限的。我們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瞭，我國人民不會同意進行一場有可能波及大半個亞洲並且需要我們付出千萬條性命的戰爭。我們終於在最後認識到，軍事上的勝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種東西。如果我們藉以贏得勝利的手段給世界帶來浩劫，或者使我們走進與國際道德準則背道而馳的死衚衕，那麼，軍事上的勝利甚至會永遠與我們無緣。
正如我們在前面的一個章節中所瞭解的，是由文官政府還是軍界來控制我國的對外政策，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決定對外交政策時軍界應處於何種地位，似乎透過杜魯門總統與麥克阿瑟將軍之間的較量已經得到了解決。當人們頭腦冷靜下來之後，當真相大白之後，當有時間進行清醒的分析、總結之後，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憲法中關於文官政府擁有制定對外政策的最高權力的明確規定是會得到每個人發自內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在總統任期屆滿時還是感到，需要告誡全國提防可能出現一個軍事與工業結合的集團，這個集團有可能在我國人民尚未察覺之際奪取制定與執行我國對外政策的權力。一九六四年總統競選期間，居然還出現過軍事領導人不應受文官政府幹預的建議。我相信，這種極端的觀點只能得到極個別美國人的支援。但是，在君主制國家，在實行寡頭政治的國家以及在其他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軍人奪得統治權的情況是很多的。除軍人之外，我們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張，仗一旦打起來，就應當由軍事當局單獨計劃和指揮。這表明，軍人控制我國事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