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作戰地區附近，大約有十四萬戰俘。我們不得不為他們的飲食、監守以及治療等問題操心。單是看守戰俘營這項任務，就佔用了我們相當一部分兵力（這些兵力我們幾乎抽不出來）。為了運送物品滿足他們的吃、穿、住之需，我們還要動用大量在當時已經十分緊缺的運輸工具。如果我們被迫撤離朝鮮半島，那麼還要為轉移這批人費神。如果在朝鮮堅持下去，那麼我們相當一部分後勤保障工作將不得不服務於他們的吃、穿、醫療，甚至用水之需。
在覆信中，麥克阿瑟告訴我，他已經建議將戰俘轉移到美國本土。這些戰俘不能送往日本。這不僅因為他們在日本可能會激起日本國民的憤怒，而且因為把他們長期放在那裡可能會引起人們譴責日本好戰成性。華盛頓並沒有就轉移戰俘問題迅速作出決定，最後，打算將戰俘關押在朝鮮南部沿海較大島嶼上的集中營裡。選擇的第一個島嶼是濟州島。但是，該島居住著大約二十五萬人。如果象原先計劃的那樣把戰俘轉移到這個島上，那麼，戰俘以及南朝鮮的各類軍事人員和文職人員，再加上擔任集中營監管任務所必需的部隊，總人數會比該島人口還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時間和鉅額經費，該島根本無力支援這種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員。因此，我竭力反對向濟州島轉移戰俘。
後來，又決定將戰俘運往巨濟島。這個島比較小，位於釜山西南只有幾英里的地方。選擇該島也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根據巨濟島本身的情況，一個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會選它作為建立營地的場所。島上山石滿布，幾乎沒有可供營建和分散設點的平地。
結果，巨濟島很快就塞滿了人，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許該島所負擔的數量。除不斷增加的成千上萬名戰俘之外，還有數以百計的警衛和其他看守人員。集中營裡戰俘的數量要比進行正常的監管所規定的數量多得多。由於這種情況，共產黨人發現，他們能比較容易地實行一些我們當時毫無察覺的計劃。這些計劃是：煽動群眾性示威，組織騷亂、反抗和越獄，以及控制、壓服非共產黨員戰俘等等。我們能夠抽調出來負責戰俘營工作的人員不稱職，沒有必要的警覺性，不能及時察覺這些陰謀活動，或者識別並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濟島建立了四塊由帶刺鐵絲網圍起來的場地。每一場地又劃分成八個臨時集中營，每個集中營計劃收容六千名俘虜。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戰俘數量已經超出該島所能容納的數量，不得不把他們關押到另一個靠南的小島峰巖島上。儘管關押俘虜的這些營地相互捱得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擔任看守計程車兵又不敷呼叫，但是停戰談判開始之前，哪個集中營都沒有發生過什麼了不起的亂子。
後來，在我們對這些陰謀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共產黨最高統帥部由一個叫南日的人策劃製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亞洲人民面前損害聯合國軍的形象。
為能順利地製造這些事件，並掌握好事件發生的時機，有必要建立一個由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組成的完整的組織系統。這支“隊伍”將迅速地、毫不猶豫地執行各項命令。
這就要求有一個嚴密的聯絡系統。毫無疑問，由於監禁戰俘的場地非常狹小，場地與場地之間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困難。戰俘營裡的共產黨領導人（許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將其上級的指示傳下去）想盡各種辦法將紙條從一個營地傳到另一個營地。
由剛剛投降的俘虜帶進來的他們最高統帥部的各項命令和指示，會拴在石頭上從一個營地扔到另一個營地。有時，為把命令傳到較遠的地方，他們會採用唱歌的形式傳遞，將命令偷偷藏在供給品中傳遞，或者利用其他訊號進行傳遞。總的說來，這個聯絡系統組織得十分周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礙將命令傳達下去。
醫院的病房成了共產黨上層領導分子舉行會議的理想場所。這些上層領導分子為了與其下級或同僚碰頭，制定新的具體的騷亂方案，常常會裝病住院。為了保證他們的“隊伍”內部能做到服從命令，他們正式規定了一套紀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國，係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獄內組織的模擬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死刑在內），以便對伯那些背棄黨的路線的人。這樣一來，非共產黨分子就完全被嚇住了。
比較有影響的或難以控制的非共產黨分子則被他們除掉。
正當談判在帳篷內艱難地進行時，戰俘營開始騷動起來。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響應南日的指示，同時也是為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