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之前所做的那樣大權獨攬。而且，對於一位遠離戰場的指揮官來說，在有他自己所信賴的能幹的下屬指揮官在現地指揮的情況下還企圖抓住作戰指揮權不放，我從不認為是正確的。相反，我決計要採取在歐洲戰場司空見慣的辦法實施指揮，即我將根據集團軍司令範弗裡特將軍的聲望和出色才幹給他以適當的行動自由，與此同時，對他的主要作戰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權與否決權。在分析這些作戰方案時，我打算每次不僅要親自與集團軍司令本人商討，而且還要親自分別與第8集團軍的各個軍長、師長進行商討，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體負責實行這些計劃的軍官一樣，切實瞭解和熟悉有關情況。親自了解到這些人的看法，同時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關情況，我便可以定下正確的決心——對於這種決心，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在定下決心的過程中，我總是牢記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傳達的帶政策性的明確決定，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決定是，避免採取任何可能擴大戰爭規模並進而導致一場世界大戰的行動。範弗裡特將軍、駐遠東海軍司令喬伊海軍中將和駐遠東空軍司令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