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告訴王春立：“日本投降後，國民黨中央政府從重慶搬回南京，南京是以國民黨為主的全國性政治中心。
我們黨在南京要做許多工作，黨辦的《新華日報》也要從重慶搬到南京。
同時，日本投降後我們黨中央也不能一直待在延安，也要搬出來。
黨中央很可能要搬到北平來，北平雖然同延安不一樣，不是解放區，我們也不能把國民黨的勢力統統趕出去，但是城外四周圍都是解放區，城裡我們黨的力量現在就很強，黨中央搬來後，我們在北平就會佔絕對優勢。
北平就會成為我們黨為主的另一個全國政治中心。
那時延安的《解放日報》就會搬到北平來編輯發行。
讓你們來辦這張報紙就是為延安《解放日報》搬到北平來辦做準備的。”
王春立回憶說：“當時中央有一個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中國人民都希望實現和平，不再發生內戰。
當然我們也一刻沒有放鬆戰爭的準備，一直強調要以鬥爭去爭取和平。
黨中央在北平創辦這樣一張報紙，意義的確十分重大。”
《解放》報創刊以後，很快成為北平家喻戶曉的出版物，影響一天一天地擴大。
王春立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有一天報社來了三個青年，但他們不進屋，就站在院子裡，並說：“其實我們沒什麼事，就是想到解放區看看。”
報社的同志一時沒聽懂。
他們說：“就是這兒！
解放報社就是解放區。
我們就是想來呼吸一下解放區的新鮮空氣！”
說完這三個青年就在院子裡做深呼吸動作。
當時在場的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
為了國共繼續合作，和平建設，以符全國人民的願望和國家民族的利益，
根據協定，首先要求各地的國共雙方駐軍停止衝突，雙方同時釋出停戰命令，要求全國各前線部隊從1946年1月13日開始停止一切衝突。
在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最高三人小組的領導下，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由三方…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代表羅伯森遜 為便於在全國各重要軍事地區就近進行調處，北平軍調部分別派遣由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調處中心執行小組，分赴全國各戰略要地執行軍事調處任務。
回憶往事，感慨良多，黃埔師生不但在抗戰中浴血奮戰，英勇獻身，而且也確實渴望為來之不易的勝利能給人民帶來休養生息，給祖國帶來和平建設，走向富強和幸福。
然而，歷史的發展會出現曲折。
軍調部的工作只是歷史的一個插曲。
未來的歷史給他們留下一個長遠而尚未完成的任務，那就是共同攜手合作完成祖國的和平統一。
國民黨方面所以同意簽署停戰協議，其目的是為了爭取時間，以便進一步調動軍隊，完成發動全面內戰的部署。
他們的任務便是用談判桌上的鬥爭配合戰場上的鬥爭。
由於國共雙方立場尖銳對立，執行軍調部的任務便離不開吵架，而美方則袒護國民黨，拉偏架。
第一三七章。 民族解放的希望
一。
這裡山勢險峻，與世隔絕。
在溝壑縱橫，崗巒起伏的陝北黃土丘陵上，沿著山坡小道向延安方向進發。
有時，山路狹窄，只能容下一頭馱東西的毛驢，幸好沒有對面來的馱子，否則得找能夠錯牲口的口子。
小道的外側是深谷，毛驢偏偏喜歡順著外沿走，看到它外側的籮筐高懸在深谷之上，一歪一扭的，真讓人心驚膽戰。
延安以其坐落在高聳的寶塔山頂的古塔而聞名。
夜幕籠罩下的延安是朦朧的，蒼涼渾黃的黃土高原，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星星點點，十分耀眼。
一盞油燈，如豆的燈光，十分微弱，但它卻光芒四射，照亮了革命的征程，
延安成了紅軍長征的最後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了抗日戰爭和解放軍戰爭的指導中心和戰略總後方，成了舉世聞名的革命聖地。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住在那些簡陋的窯洞裡，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著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為全中國的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在當年的那個黃土壘成的窯洞裡，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