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當時美國不辦到中國的簽證，趙啟海到加拿大才拿到簽證回國。當時他對接待部門提出想見到自己的姐姐，可是由於政治氣候還很緊張，姐姐一家沒有敢去趙啟海下榻的華僑大廈去見他，這種親骨肉相聞不能相見的結果令趙啟海感到非常難過。此外，趙啟海還曾向有關部門要求會見老友，接待部門要他開出會見名單，可開了名單也不能見到，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文革”結束不久，趙啟海夫婦再次歸國。張先華說，那次回來會見老朋友時，啟海最關注的是為什麼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但朋友們剛從“牛棚”解放不久，精神奴役創傷未愈，對他的提問緘口沉默。
１９８７年，趙啟海原擬退休之後與夫人回國定居，並願在自己有生之年報效祖國，並在祖國土地上歡度幸福晚年。然而，年事已高，體弱力衰，力不從心，加之此後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全仗夫人張先華照料侍候才能維持生命，回國定居最終只是縈繞在老人腦海深處的一個情結。
採訪中，張先華向記者透露，自從丈夫去世後，如今她孤身一人在海外生活，非常希望回國定居安享晚年。可是，由於加入了美國籍，享受美國政府提供的養老金及醫療金，“如果回國，擔心自己的晚年生活就沒有保障了”。從話語間，不難發現張先華女士對祖國的嚮往，同時又為她的無奈而感到遺憾。
六 此情長久豈在朝朝暮暮
遵從趙啟海生前遺願，張先華將他的骨灰帶回祖國，安置北京太子峪，立上墓碑———落葉歸根，了卻他多年來的故國之戀母校之思。作為相伴一生的伴侶，張先華始終尊重並深深理解趙啟海的選擇。而這種尊重和理解是建立在高度的信任及無間的愛戀之上。
趙啟海：離開冼星海的日子（8）
張先華１９２６年出生於南京，抗戰前夕隨家人遷居成都。當時，成都有一種叫做滑翔站的體育活動，各大學和中學的學生都報名參加學習滑翔飛行的鍛鍊。除了學習滑翔飛行知識以外，學生們還組織了娛樂活動，如歌詠團和話劇。那時，趙啟海在成都組織了歌詠團和話劇隊，教大家學唱抗日歌曲“流亡三部曲”、“太行山上”等。１９４２年夏，還在成都市高階職業會計專科學校學習的張先華參加了趙啟海組織的這兩項活動，也在成都東較場滑翔站初次結識了趙啟海。
回想起當年初相識時，張先華笑言，“第一次見面時，我並不知道啟海已經是一名小有名氣的歌唱家。那時，啟海一個禮拜教唱兩次，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很會唱歌，二胡也拉得很好。他還寫了一首《銀河畔》的詩，這次我將這詩刻在墓碑上了。”
用今天的話說，那時的趙啟海就是一個極具個人魅力的“流行音樂人”，張先華非常敬慕他。時至今日，張先華依然會為當時趙啟海演出的盛況而心弛神往。她還記得自己有一次觀看趙啟海的演出，“場內外站滿了聽眾，連窗臺上也站滿了人”。張先華陶醉於趙啟海的歌喉，他如怨如訴的琴聲，及至喜愛他一手漂亮的字及對人熱誠忠厚的本性。由敬慕到愛慕到戀愛，從此，趙啟海與張先華成了一對戀人。
那時，趙啟海還在金陵大學求學，他一方面要完成必修課，一方面還要維持自己的生活，就在淅蓉中學擔任音樂老師。由於他非常喜愛音樂，在學校組織了歌詠活動，自己既是組織者，又是具體工作的承擔者，儘管沒有任何報酬，他仍是樂此不疲，盡心盡力地完成所有的工作。那時，趙啟海的生活過得非常清貧。張先華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她去淅蓉中學看望趙啟海，趙啟海招待她的“只有蔥花面，就是把蔥花爆炒一下加水煮麵條”。
在成都送別趙啟海後，張先華便沉浸在離別的傷感中，對以後能否重聚持悲觀態度。可是，沒想到趙啟海後來一到美國就因肺結核未通入學體檢而被送進療養院，但他並未因現實的空間距離及患病的不良情緒而斷絕對張先華的思念，他常給張先華寄來他在美國療養院的生活照片。那段借書信通音訊的日子，是張先華心中頗為珍貴的記憶，“解放後中美關係緊張，書信往來極不方便，往往１個月左右才能相互收到信”。張先華的工作單位也幾經變動，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她到南京工作，１９４８年又來到上海衛生局從事會計工作，又兩年後，在趙啟海知交、著名音樂家李凌的介紹下來到北京，在中央音樂學院會計科工作。
到了１９６０年，趙啟海被聘為美國的大學講師，有了正式職業就意味著他可以把離別已經１５年的愛人接到身邊團聚了。因為當時的肯尼迪政府有一個法令，就是夫妻有權利要求居住在一起，而趙啟海的同事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