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的詩情有獨鍾，不僅因為濟慈用美來抗衡社會的醜惡，與屠岸的價值觀相吻合。濟慈只活了２５歲，２２歲得了肺結核，屠岸也在２２歲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可怕的病，屠岸把濟慈當作異國異代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時空在生命和詩情上相遇。“濟慈的‘詩齡’僅僅５年，卻寫出了那麼些輝耀千秋的名篇，他所創造的不朽的詩美，使我的靈魂震撼，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精神俘虜。由於喜愛濟慈，我情不自禁地著手翻譯濟慈，在上個世紀４０年代就開始了。我感到翻譯濟慈是一種愉悅，但後來中斷了數十年。”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間，尤其在五七幹校勞動時，屠岸感到異乎尋常的精神壓抑和思想苦悶，便暗自背誦濟慈的詩《夜鶯頌》、《希臘古甕頌》，“是濟慈的詩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獲得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所有的書被抄走了，但心中鐫刻的詩文是抄不走的，這些作品我現在依然能背誦，而且永遠不會忘記”。
在屠岸看來，濟慈的詩藝是精微與天然的奇妙結合。“他的詩既精緻而又無雕飾，稍不留心，便會被粗糙的譯手碰碎。只有透過‘悟性’去接近詩人的靈魂，譯事才能成功”。有位專家評論說：“一首好的譯詩付出的艱辛不亞於原作者，甚至遠遠超過原作者。而屠岸的《濟慈詩選》成功地把濟慈原詩的美引進了漢語。”
屠岸認為譯詩與翻譯其他門類相比對翻譯者要求更高，不僅要將原作的形式傳達過來，更重要的是要傳達原作的神韻。譯詩應該是兩個靈魂的擁抱，實現譯者與原作者的合一，實現兩種語言的撞擊與交融。要深入到原作的精神感覺中去，有人說只有詩人才能譯詩，這話並非絕對，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寫詩的人能較好地理解原作者的創作情緒，感受其中細微的變化，只有理解創作情緒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精神。翻譯作為一種文學實踐也絕不是被動的，對一個既是譯者也是作者的人來說，翻譯可以促進創作。由於譯者必須進入原作的靈魂，翻譯時的獨特感受也會令創作時的眼界更加開闊。在屠岸先生看來翻譯功莫大焉，翻譯是整個人類進步的動力，沒有翻譯，中國不可能知道世界，世界也不可能知道中國；沒有翻譯這世界就停滯不前，不可能進步和發展。
１０多年前屠岸罹患嚴重的憂鬱症，徹夜難眠———加劑量的舒樂安定對他都已失效。他在心中默吟《琵琶行》詩句，沉浸入“天涯淪落人”的氛圍和意境中，使他恢復了心靈安寧。屠岸說：“詩使我靈魂崇高，詩使我身體康泰。”他在用生命與美的詩魂擁抱：“你所鑄造的 ／ 所有的不朽之詩 ／ 存留在‘真’的心扇，‘美’的靈府，／ 使人間有一座聖壇，／ 一片淨土，／ 夜鶯的鳴囀在這裡永不消逝”。（選自屠岸詩《濟慈墓畔的沉思》）
１９９８年暮春，與屠岸在革命鬥爭中相識、結合、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妻子章妙英因身患淋巴癌撒手人寰，給詩人留下了無盡的哀思。從詩人的愛情詩裡，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對妻子真摯、綿長、執著的愛情。為了表達對亡妻的思念，詩人屠岸走出悲痛的陰影，著手將愛人的詩歌遺作編輯成書，分贈親友。屠岸又把他和妻子（筆名方谷繡）合譯的斯蒂文森的兒童詩集《一個孩子的詩園》交給一家少兒出版社出英漢對照本。
譯詩憑悟性，寫詩憑靈感。問到屠岸有什麼創作計劃。屠岸說：“我不能訂創作計劃。搞翻譯是可以訂計劃的。雖然搞翻譯也需要悟性，但是它帶有一定的技術性，所以可以訂計劃；而寫詩是要憑靈感的。即使再專注地投入也未必能獲得靈感。”離休後，屠岸依然每天伏案工作六七個小時，進行詩歌翻譯和詩歌創作。“有時幾個月不寫詩，有時思想忽然有所觸發，就有了詩。我常常在床頭擱好紙筆，一有靈感就記錄下來。有時因為沒有準備紙筆，沒有記下，過了一些時候，會把想到的東西忘了。”屠岸說，“寫不出來時不硬寫”是他寫詩的座右銘。年至耄耋的他依然保持豐沛的詩情，詩篇充滿激情又內蘊深邃。
屠岸：用生命與美的詩魂擁抱（8）
屠岸比喻自己的心境“深秋有如初春”，那是紅樹黃花浸透了的豐盈、成熟和沉澱之後，詩人的一顆赤誠的童心和春日般的詩心仍舊在給人們帶來鮮活的感動。他開玩笑說，如果上帝再給他十年時間，那麼他的詩歌創作的生命將更加充實。據他透露，他的一本新的詩集《夜燈紅處課兒詩》不久將面世。
文學的各個領域，如小說、散文、戲劇等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屠岸都讀。他說：“文學以外，最感興趣的是歷史著作。對讀書，我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