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盤式的結構。如果僅有第一部分，而沒有第二部分，便不是北京。”舒乙不無憂慮地表示，儘管有些論斷諸如“北京的衚衕正以每年６００條的速度在消亡”有點言過其實，但衚衕、四合院確實正在逐漸消失，現狀不容樂觀。
儘管有許多客觀原因，舒乙還是試圖從思想認識上分析“民居保護難”的問題，他認為，主要還是城市決策者在認識上存在三大問題：首先，看不到歷史文化名城的人文價值，舒乙認為，正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地區，甚至是每一個代表性都市的非共性特點才構成了世界的多元化和它的絢麗多彩。他說：“時代在發展，變化巨大，我們為什麼要保護四合院，而且還要特別珍惜四合院呢？我覺得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它保留起來。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用它，任其消滅，我們的民居都改成現代的、很流行的洋式公寓，那顯而易見，北京城就跟倫敦一樣了，跟東京一樣了，跟莫斯科一樣了，跟香港一樣了，那就沒有北京了。北京城的獨一無二，在於它是先有設計規劃後建城，而不是像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是自然發展而成的：它的方位永遠是正東正西正南正北的，每個城門之間有２２條衚衕，每條衚衕相隔７９米……這些才是北京城特有的機理，破壞不得！”
“民居保護難”還因為有些人看不到我們的歷史文化名城有著完全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特質，有最先進、最科學的因素。舒乙以北京的四合院為例，認為四周是房，中間是院子的結構最能讓人貼近大自然：“我覺得四合院雖然很古老，但是它有非常超前的科學性。四合院四面的房子中間包著個小院子，裡面種樹種花種草，是植物的世界，這些樹會竄得很高，樹冠會高過房脊，會形成一個樹組成的傘，把這個小院子罩住，這樣，在這個小的區域性環境裡面，人跟一些植物生活在一起，這些植物能調節小院子裡的氣候，它可以除塵，可以保持水分，它可以防止噪音，可以……，這樣是非常科學的。”
喝了口茶潤潤喉，舒乙緊抿雙唇，語氣凝重地說：“總的說來，四合院有它光榮的傳統，有美學上的價值，有建築學上的價值，有人文上的價值，有居住上的價值，還有它非常先進的思想，那麼它不應該被當作一種落後的東西，被歷史所淘汰。相反的，我們應該挖掘它裡面科學的東西、先進的東西，千方百計地把它保護起來，能夠變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且賦予它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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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眾人稱甲的“愛國者導彈”（3）
隨後，舒乙還分析“民居保護難”是因為看不到那些老建築，如果保護得當的話，必然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這已是被國外無數事實證明了。他舉了自己切身接觸到的一個案例來說明。有一次，瑞典駐中國大使館的公使來到他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裡的辦公室，對他說：“我要退休了，我在北京工作了２０年，算是老北京了，在告老還鄉之前，我有一些話要說……瑞典斯德哥爾摩８０多年前與現在的北京一模一樣，玩命地拆老房子，蓋新的，拆到最後一秒鐘，突然覺悟了，保留了城市最中間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房子（我們北京的二環內是６２平方公里），而正是這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斯德哥爾摩，每年吸引百萬國外遊人，創造了整個斯德哥爾摩旅遊產業百分之六十的收入。請你告訴北京市長，可別再拆了，都是寶貝啊……”
言猶未盡，舒乙接著說：“沈從文老家鳳凰城，有很多木頭的吊腳樓。黃永玉是沈從文的外甥。２０年來黃永玉一個人孤軍奮戰，不讓當地人拆那些吊腳樓。現在鳳凰城全市人都該感激他，一個長假那裡就有４０多萬遊客，你想那是多大的經濟效益！就是因為你太特殊太古老了，人們才會想去。我認為，北京的珍貴在於其‘老’，而不在於其‘新’。北京的‘老’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北京的‘新’卻是充滿了共性的。”
舒乙在分析完“保護難”原因後，給出了自己的保護思路：由政府出資，用納稅人的錢在衚衕裡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房屋的外部建構、外觀基本保持不動，內部實現現代化；房屋產權實行私有化；政府對於城改工程，實行微迴圈逐一區別對待的方針，把有價值的優秀建築保護下來；以２００８年奧運會為契機，開啟五個、十個最優秀的四合院，將其改造成博物館、賓館等，打造老城老街的品牌等等。
這些年來，舒乙力倡掛牌保護文化名人故居。“掛牌紀念，只需註明某人屬於某專業於某年月在此居住就可以了，目的在於保護它不被拆毀，將它定成文物和景點。房子內部該怎麼用還怎麼用，該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