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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無性雜交”學說進行教學和科學試驗。當時的全球普遍觀點,水稻作為自花授粉的植物沒有雜交優勢,所以任何實驗都毫無意義。但袁隆平不相信這是禁區,對這些學說產生了懷疑,而沿著當時被批判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基因和染色體學說進行探索,這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從此,袁隆平邁開雙腿,與他的助手們走進水稻王國的茫茫綠海,去尋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1970年的一天,他們在海南島一片沼澤地的小池塘邊發現了雄性敗育的野生稻———“野敗”。到1972年,第一個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繼而育成了恢復系。1973年實現了“三系”配套,第一個具有較強優勢的雜交組合“南優2號”獲得成功,並立刻顯示了它的增產效應,畝產達到623公斤,單產一般比常規稻增產20%左右。
袁隆平一下子轟動了世界。西方國家稱雜交稻為“東方稻魔”,並將其與中國四大發明並列為“第五大發明”。水稻的高稈變矮稈是第一次綠色革命,西方媒體稱袁掀起了全球“第二次綠色革命”。中國農民說,吃飯靠“兩平”,一靠鄧小平(責任制),二靠袁隆平(雜交稻)。他的成果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也被認為是解決下個世紀世界性飢餓問題的法寶。
如今,袁隆平被全世界尊為“雜交水稻之父”。自70年代推廣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以來,中國每年可多產糧食數百億斤。現在,雜交水稻已佔中國水稻種植面積的50%,雜交稻穀佔中國稻穀總產量的58%。數字的背後是袁隆平如農民般的辛勤耕耘,且一干就是40載。無論颳風下雨天陰天晴,年過70的袁隆平依舊每天上、下午各下一次地。他說:“只要地裡有一棵稻子,我就堅持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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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從“泥腿子科學家”到“中國第一富翁”(2)
中央的政策對我的科研影響不小
“有人說,中國人如今吃飯靠‘兩平’,意思是講一靠鄧小平的政策,二靠我試驗成功的種子。當然,我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能相提並論。不過,我認為中央的政策對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影響不小。”袁隆平對此頗有感觸。
1958年,第一次聽到了農業“八字憲法”,袁隆平並不知道這是毛澤東說的,以為是農業部定的,脫口而出一句:“農作物講究一個‘時’,不按農時,就違背了規律,還應當加一個字———‘時’。”“文革”一到,這句招禍的話像一柄劍一樣懸在他的頭頂。單位裡也設了牛棚,組建了勞改隊。原本他被安排到牛棚“報到”,恰巧“上頭”來了一份“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對袁隆平的試驗田予以重視。在沒有別人懂得雜交水稻的情況下,只能放他一馬。
當然,袁隆平作為“文革”期間的“臭老九”,研究幾遭中斷,理論被認為是異端邪說。精神的折磨袁隆平可以忍受,唯一讓他不能忍受的是悉心培育的試驗秧苗曾被造反派連根拔掉,扔到了臭水溝。看到這慘不忍睹的一幕,袁隆平傷心地哭了。幸運的是他得到當時省和國家一些領導的支援。回憶起過去,對水稻痴心不改的袁隆平說:“大不了當農民。只要不離開土地,我就可以把雜交水稻搞成功!”
2001年2月19日,中國政府將最高科學技術獎授予了一位“種”了一輩子水稻的“農民”科學家———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面對記者,這位比富裕起來的農民更像農民的院士西裝革履,神采飛揚。他說:“獲獎令我深感榮幸,可我更為國家設立這個大獎的英明舉動高興!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時知識分子叫‘臭老九’;‘文革’結束後知識分子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如今知識分子由‘臭老九’變沒有地位了,這是對知識分子的大解放,也是給知識分子精神上最大的鼓舞。我們科技工作者一定不要辜負時代賦予的重任,要釋放自己的潛能,在經濟發展中大顯身手。”
早在1978年,袁隆平在懷化農校當教師時,已在雜交水稻研究方面取得決定性的成績,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但他卻連職稱也未被評上。因為農校一些老師反映他“不安心教學,專想歪門邪道”。後來,組織向上級反映這一問題,幾經周折,直到省委組織部長簽了字,才評上研究員職稱。1980年,學校蓋了一座宿舍樓,校領導、科長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