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極為不友好態度。我們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我剛才說過，不過我願意再重申一遍，一切戰爭罪犯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其掠奪的財產不管藏在哪裡都必須追回。這一點是沒有任何折扣的。
當然，我們也會同各國政府進行積極的外交方面的磋商，爭取透過政府間的交涉，友好的協商，使得相關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如果透過友好協商不能解決，中國將保留透過其它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權利，以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會透過國際社會盡快的制定和完善相關的國際法，儘快的解決返還文物中產生的糾紛。
第三百一十章主權歸我，保管歸你
100多年，中國積弱太深，造成的文物流失真是太多了，由於情況複雜，涉及到歷史原因和事實的認定，在追索過程中更是困難重重，追索收回這些文物註定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持久戰。
中國對從1840年以來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掠奪文物的追索是從三個方面展開的。
追討散落在海外民間的中國文物是由飛豹突擊隊第9偵察分隊負責秘密進行。另一方面是以中國文物保護委員會的法律專家組成的法律組，透過國際法院提起訴訟，甚至以中國的大國地位的影響力，成立國際仲裁法庭。採取適當的符合“國際習慣”的法律和司法方式進行大張旗鼓的追討。
法律僅僅是在理論制定的相關規定，是為當政階級服務的，在實踐中很多是扯JB蛋的事，裁決的結果是和當事人雙方的實力、地位有直接的關係，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也只是一些無權無勢草根基層老百姓的一個夢而已。國際法更是不例外，在國際“官司”中，一個國家實力和這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是起決定的因素。對於大國、強國來說，裁決對我有利，就是公正的裁決，裁決對我不利，你給我一邊玩去。我可以推倒重來。甚至我另起爐灶。另搞一套。這就是所謂“弱國無外交”的真諦。一個國家的實力不強，就無法參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你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證，這就是最講理的強權政治。
由於鄧峰他們“基地”的到來，新中國在最高首長領導下，經全國人民的努力，以徹底的改變了中國的實力狀況，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在不斷增強，以不再是19世紀遭受西方列強欺辱的中國和歷史上被帝國主義嚴密封鎖的那個中國了，已成了一個傲視群雄，新興崛起的超級大國，國際地位空前的提高。
現在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有著絕對的話語權，中國所大力提倡的實現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的民主化程序，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現有的國際法不利於中國和那些原來殖民地國家對本民族被掠奪文物的追索，需要改善，需要重新制定。1961年由中國發起了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掠奪其他民族文物這一不正義的行為提出正義的主張。
在中國的積極主張和參與下，聯合國制定了《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禁止和防止進口從他國被掠盜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財產，防止其所有權的非法轉讓，並採取適當措施收回和歸還此類文化財產。
1961年12月的羅馬外交大會上，又透過了中國主張的《關於被掠奪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在這兩個公約中都明確要求聯合國成員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和防止進口從他國被掠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財產，防止其所有權的非法轉讓，並採取適當措施收回和歸還此類文化財產。
鑑於以前的公約都缺乏追溯力，中國政府在這兩個公約中，要求加入了每個國家對自己國家被掠奪和非法出口的文物都具有要求歸還的權利；對於被掠去和被盜文物主要是特定紀念地或者考古遺址組成部分的文物，或者屬於公共收藏的文物，原所屬國具有要求返還的永久性時效期，原所屬國政府在任何時候都具有追索流失文物的權利。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積極的同那些掠奪中國文物的大戶英國、法國、德國、蘇聯、美國、日本、義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比利時、西班牙、荷蘭等國政府進行外交方面的談判，爭取透過政府間的交涉，使中國那些掠奪文物得以儘快的返回中國。
1961年1月，從在“安保鬥爭”被迫下臺的岸信介手指接過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之職的池田勇人剛剛上任的就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他有太多的時要向中國商量，請求中國的支援。
1959年，日美兩國就重新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問題舉行了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