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陳明都進了牛棚，兩人連互相凝視一眼的短暫機會都沒有了。為了給丁玲送去力量，陳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給丁玲扔去揉得皺巴巴的紙團，或是一個破火柴盒，一張枯乾的苞米葉子，上面寫滿了只有丁玲才能認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這些用特殊材料寫成的“情書”，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來撫摸，低低吟誦，陳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話語，在她寒冷的心中點起了生之火把。
“永遠不祈求憐憫，是你的孤傲；但總有許多人要關懷你的 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會只有我獨自沉吟，你是屬於人民的，千 萬珍重。”
這些奇特的書簡，可集以成冊、成書，可惜當丁玲被戴上手銬那天，當丁玲被脫光衣服搜身那天，這珍貴的財產被當做廢紙譭棄了，她的苦苦懇求，怎麼也感動不了那些鐵心人。但，這些書簡是屬於丁玲的，它永遠不會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中，伴隨著丁玲走完了人生的歷程。
孤寂中的夢幻
1971年4月，丁玲開始了孤寂的鐵窗生活。她和陳明被分別關進一所北京附近的監獄。完全與世隔絕，一個月放一次風，沒有筆也沒有紙，什麼東西也寫不成。她痛苦極了：“孤寂，無窮無盡的孤寂，我有生以來，從沒有嘗過這種孤寂的滋味。”她隱約感到，這是她一生面臨的最大考驗。她暗暗告誡自己，不管怎樣，都不能讓自己的精神垮下來，不、對未來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將來變成啞巴，常自己和自己說話，一首一首地背誦唐詩。為了不使自己癱瘓，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動量，頑強地鍛鍊身體。她把看完的《人民日報》團成一個大大的紙團，稱之謂自制“籃球”，一個人往牆上扔，每天反覆數百次。看守員用十分驚疑的目光揣測著丁玲奇怪的行動。在獄中，她有過不知多少次天真的夢幻，盼望有一天，會有好心的看守員對她表示同情，替她送來一張陳明的條子。她一天天等待著，盼了一千七百個日夜，在閃動著希望的火花中，熬過了漫長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婦獲釋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長治滴谷寺下的嶂頭村“安家落戶”。這是個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這裡得到了暫時的安慰。每當黃昏時分，夫妻倆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閒。她生活在蟑頭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回到了張裕民、劉滿、董桂花的身邊。那顆與人民息息相關的心，那支為人民代言的筆，又催她重新上陣。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帶給她的困難，從頭開始《在嚴寒的日子裡》的寫作。她時而伏在桌子上，時而倚在牆邊；人們還時常見她胸前平端著一塊二尺見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個洞眼，繫上兩條帶子，套在她的雙肩上。這是陳明為她寫作而專門設計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寫字時，用上這塊寫作板。
在嶂頭村，丁玲仍然戴著“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之多卻不減當年。陳明經常教鄰家的兒童唱歌，說快板。每逢春節，他們給各家各戶送去大紅紙對聯。有的人晚上還常常集在他們的屋子裡說真心話。
從監獄出來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丁玲的右臂抬不起來，好幾位醫生看了，都說沒辦法。一位搞農業技術的大學畢業生，業餘鑽研針灸，經常給老鄉治病，從朋友那裡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為丁玲扎針。他家離丁玲住的村子十餘里，來回三十多里，走得滿頭大汗，仍不顧風險，堅持為丁玲治病。他說：“你們說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讀過她的作品，我認為她不是右派。現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寫作，別人不管，我來試試。”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間來了，她那顆沉寂的心漸漸地恢復了生氣。
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極度痛苦中，但偉大的“四五”運動像春雷一樣驚醒了她，她要奮起在自己的餘年為人民譜寫新的篇章。
博大的胸懷——永遠朝前看
幾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為一個經得起苦難，又經得起委屈的堅強的人。縱觀歷史，橫看世界，像丁玲這樣僅僅因為寫了一些文章，竟遭到如此厄運，在中國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見的。1979年以後當丁玲的錯誤結論全部推倒，她又以一個老革命、老黨員、名作家的真實面貌出現在人民面前時，丁玲在想些什麼，幹些什麼呢？她對親人——沒有眼淚和悲傷；對黨——沒有抱怨。她只反覆地說一句話：“我現在要是六十五歲就好了！”她剛到北京不久，住處還沒著落，家還未安定時，就和陳明一道跑到桑乾河畔的溫泉屯，看望當年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