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羅淑的作品雖然不多，可是版本不少，都已絕版。近年來評介的文章多了起來，出版了《羅淑羅洪研究資料》，她的家鄉簡陽還成立了羅淑紀念室。寫到這裡，羅淑的小傳應當結束了，忽然收到日本京都府中國文學研究會佐野裡花女士的來信，寄來她在該會會報上寫的文章，考證羅世彌除了羅淑這個筆名外，還應有第二個筆名“石每”。作為羅淑的研究者，她蒐集了有關羅淑的每一點資料，作了大量工作，將羅淑的最後五篇短文和我的說明也譯了出來。她真是羅淑當今的一位年青的異國知音了。這使我想起了巴金先生紀念羅淑的話：
死並沒有毀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間就可以滅亡的東西。……我們能說她已經死去了嗎？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響常留，則她的生命就沒有滅亡，而且也永遠不會滅亡。
丁玲
孫瑞珍 李楊楊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像在長江上行船，從四川到上海，中 間要碰到多少礁石險灘……我的一生是充滿坎坷的。
——丁玲
1978年2月，漫天飛雪……
我們來到文化部招待所，拜訪使我們懸念的丁玲。踩著厚厚的積雪，令人想起唐代詩人踏雪尋梅的故事。詩人尋梅是一種詩意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我們不是詩人，但也在尋梅。丁玲不正是經過幾多風雨，幾多寒暑，傲雪鬥豔的紅梅嗎？
想起她的功績，她的磨難，她的作品，心中彷彿翻騰著一個世紀的酸甜苦辣。
當她邁著蹣跚的步履，帶著慈祥的笑容，閃著和藹可親的目光走來的時候，當握著她那溫暖的手，當談話自然而輕鬆地展開，當聽到她開懷的笑聲時，那令人迷惑的神秘感跑得無影無蹤。眼前的丁玲是一位實實在在，可親可近的人。
從那以後，我們多次去看她。儘管她無比繁忙，仍然樂於接待一批又一批朋友、同事、外國友人，以及像我們這樣一些普通人。她——革命者、作家、婦女中的佼佼者，深刻地烙印在我們的心中。
叛逆者渴望高飛
秋陽落在黃熟的稻田上，清淺的小溪碰著亂石在低唱。這一天，1904年10月12日，湖南臨澧農村裡一家名門望族誕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二十三年後叫丁玲，出世的時候，家庭正走下坡路。祖父做過大官，留下值得炫耀的財產和威風：擁有二百多間屋子的庭院，帶著窗子的大床……但在這個處在衰敗的大家庭裡，幾乎沒有一個人有精神，差不多都沉淪在酒色中。伯父上山當了和尚，一個叔叔做了土匪。父親蔣浴嵐，聰明、慷慨、灑脫，卻染上抽大煙，拿銀子當銅錢花的惡習。他十幾歲中秀才，又留日學法政，因身體多病，意志消沉，退學回國，在家無所事事，翻翻醫書，看看病，擺弄古董，請客吃飯，剛剛三十歲出頭就病逝了。父親的容貌，在三歲多的女兒的記憶中是模糊的，但他遺留的華麗的衣眼、飾物以及家業，給女兒烙下抹不掉的貴公子放蕩揮霍的印象。母親姓餘，閨名曼貞，生在常德書香人家，幼年讀私塾，學會了寫詩作畫。嫁到蔣家，從不愛管閒事，不過問家中的經濟情況，對丈夫的放縱揮霍也不多說一句。她過著少奶奶悠閒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裡繡花、下棋、看書，就是到花園盪鞦韆，消磨無聊的時光。她羨慕唐朝武則天的時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便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蔣勝眉，字幕唐。但她生活和思想的變遷還是在死了丈夫以後。丈夫死時，她才三十歲，家庭已經破產，那些上門來弔喪的差不多都是同時來討錢的債主。正像丁玲在小說《母親》中描寫的那樣：“在女人中，她是一個不愛說話的。生得並不怎麼好看，卻是端莊得很，又沉著，又大方，又和氣，使人可親，也使人可敬。她滿肚子都是苦，一半為死去的丈夫，大半還是為怎樣生活；有兩個小孩子，拖著她，家產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樣的兇狠，爺爺們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總不能。世界呢，又是一個勢力的世界，過慣了好日子，一天坍下來，真受苦……”
母親走投無路的當兒，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勢力動搖不穩，大家族更加衰落，家庭成員分崩離析。1910年湖南常德縣城吹來了變革的風，幾個留日學法政回國的青年，溝通了小城與外界的聯絡，他們興學辦報，十分活躍。母親受新鮮事物的感染，心動了。她從小就羨慕弟兄，不願只躲在屋裡過一生。社會在變，母親也在變，思想的衝突，經濟的矛盾，變革的要求，把母親從將要崩潰的基石下擠了出來。她賣掉家產，到孃家寄住，決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