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與祝英臺》一類故事後，她已能認得二三百字，這時舅舅楊子敬答應她每天做完功課，晚飯後便給她講《三國志》。她覺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每次都聽得入迷，捨不得睡覺，幾乎每夜都由奶孃哄著，脫鞋解衣，哭著上床。但舅舅有工作，公務一忙，講書就得中止，有時斷五六天，冰心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蚊，圍著舅舅的書桌轉，但舅舅不理睬她的暗示。終於，“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她囫圇吞棗、一知半解地越讀越有興趣，一口氣讀完了《三國志》、《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候，冰心已經養成了在山巔水涯中獨來獨往的性格，白天一個人常常跑到營門，摸著水兵的槍，天真地同他們談話：
“你打過海戰嗎？”冰心問水兵。
“沒有”
“我父親就打過，可是他打輸了。”。
“你等著，總有一天你父親還會帶我們去打仗，我們一定要打個勝仗，你信不信？”
水兵那像誓言一般的自信的聲音，多少年來一直響在她的耳畔。冰心雖小，但愛國之情就在營房、旗臺、炮臺、碼頭和山、海之間這樣的環境裡，開始長出最初的苗苗。1962年9月，她寫的散文《海戀》，記述的就是這段生活，並把那裡的一切比作她童年生活最初的舞臺：“……這個舞臺，絕頂靜寂，無邊遼闊，我既是演員，又是劇作者。我雖然單身獨自，我卻感到無限的歡暢與自由。”
冰心這時也開始在家塾裡附學，學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學，父親從營裡回來，就教她打槍、騎馬、划船，夜裡指點她認星星。“逢年過節，他也帶我到煙臺市上去，參加天后宮裡海軍人的聚會演戲，或到玉皇頂去看梨花，到張裕釀酒公司的葡萄園裡去吃葡萄。更多的時候，就是帶我到進港的軍艦上去看朋友。”（《我的童年》）父親的朋友都知道冰心會看《三國志》，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實在有趣，每次到船上，總把她抱在圓桌子當中，叫她講《三國志》，其報酬大半是送她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每次從船上下來回家，她總是歡天喜地在前面跑，白衣水兵抱一包小說笑著在後面跟。就在這時，她偷偷地寫起了小說，第一部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之間的一種東西，是白話的，名曰《落草山英雄傳》。但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冰心說：“因為'金鼓齊鳴，刀槍並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接著她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誌異》，也是由於語言的重複而半途而廢。當然這童年的“創作”，多屬故事改頭換面的抄襲，但其中也有在她幼小心靈裡由那些故事而引發的天真想象，這種奇早的創作試筆，在小說家來說，在中國還是少見的。
冰心八歲時，上學的時間長了，書也看得多了。她從“說部叢書”目錄挑出一些小說，常常託送信的馬伕到芝罘市唯一的書店去購買。當時她正在學造句，寫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冰心回憶說：“我為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著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著，覺得憂慮，竭力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裡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趑趄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得母親反笑了。”（《自述》）
冰心的舅舅是一位老同盟會員，經常接到朋友從南方或日本寄來的藏在肉鬆或茶葉罐裡的《天討》一類禁書。她也學著大人，在更深夜靜時偷看。這樣，她也慢慢地關心起國事來了。她常常看上海《神州日報》和《民呼報》，讀新舊小說。冰心說：“到了十一歲，我已經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無味的是《紅樓夢》”（《自述》）
到後來，冰心去海灘少了，但站在樓上，大海盡在眼底。尤其在風雨之夜，也最愛倚欄凝望給她以神秘、溫暖和快樂的燈塔的光芒……啊，煙臺！多麼難忘的生活！
表舅王（降右）逢到煙臺後，成了冰心的老師。第一次談話後，王向冰心的父親誇耀她“吐屬風浪”。冰心說：“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們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菸畫片後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