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琴在《總退卻》後記中回憶道：
那時——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時期，要靠寫作維持生活，幾乎是不可能，於是我被擲回農村中去，整天躲在村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時我對於創作的興趣卻沒有減低，每每想起魯迅先生和好友們熱切的鼓勵，使我從生活的深淵中燃起無限的勇氣。
魯迅愛護作家，特別扶植女作家的成長。對當時的一位劇作家讚揚葛琴說，文藝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氣和希望了。1932年以後幾年中，葛琴一直與魯迅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絡，魯迅有時在經濟上對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鄉的新茶，透過弟弟葛桂芬送往內山書店，再轉給魯迅。
魯迅為《總退卻》所寫的序言，由於當時世道的艱難，生前沒能出版，在他逝世後才開始付排，葛琴懷著無限的悲槍，寫了後記，作為對良師的悼念。
“一二·九”運動之後，抗日救亡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援和擁護，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正在逐步形成。團結抗日的共同信念，縮短了人們認識上的差距，聯絡了作家的感情。1936年春，葛琴邀請邵荃麟、王惕之、蔣牧良、張天翼、葉以群、吳組湘、劉白羽等黨內外作家雲集了山，暢談寫作。
丁山位於美麗的太湖之濱，是有名的魚米之鄉。這裡的物價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敵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為創作根據地，來來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鄉，地熟人也熟，有關事情都由她一手包辦，伙食辦得很好，頓頓有魚蝦，餐餐有雞鴨，這對於窮困慣了的左翼作家們，是多麼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會，其中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個人的創作計劃，進行寫作；並透過自由討論的方式，對作品進行分析和評價，提高創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見，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憶這段往事時，仍然十分留戀。他說：“當時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但和後來的批評不一樣，那時的批評，使人感到熱乎乎的，越批評越覺得自己對革命有用。”他還說：“葛琴當時也寫了幾篇，其中有一篇叫《窯場》，對別人的意見，她虛心聽，態度嚴肅、認真，她不大批評別人”。
討論和寫作之餘，作家們還常常乘小船在廣闊的太湖上盪漾，高唱《國際歌》，暢談蘇聯——列寧，暢談理想、未來和前途，這對於長期被白色恐怖包圍的作家們，在精神上是多麼大的解放，又是多麼富有詩意呀！
全面抗戰爆發後，葛琴和荃麟已結為夫婦，他們沒有貪戀於新婚的歡樂，更沒有沉緬在瑣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為組成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到處奔走呼號，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隨時準備轉移；哪裡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們總是按照黨的指示，跟當地堅持地下鬥爭的黨組織相配合，辦報紙，編刊物，組織民眾，並且透過刊物團結大批文藝青年和文化人，指導並培養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黨的派遣，率領三十多人的戰時抗日政治工作隊，冒著風雪，到了龍泉。為擴大宣傳輿論陣地，荃麟任縣教育科長，葛琴任縣審編辦公室主任，並主編《龍泉快報》、《大家看》，在他們的努力下，小小的龍泉山城，當時竟有十餘種鉛印、油印和石印的報刊發行。強有力的政治宣傳，廣泛深人的組織發動，在龍泉山區各界人民的心裡，播下革命火種，點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閉塞的龍泉城，出現了從來未有的勃勃生機。
皖南事變前夕，浙東的政治空氣已經充滿了濃重的火藥味，浙江一帶的反動派，迫不及待地搶先向共產黨地下組織下了毒手。當時，葛琴和荃麟正在金華。一天清晨，有人來通知葛琴說，黨的特委機關被破壞了，要他們趕快離開金華。當時在一起的共有七個人，經過商量，決定分兩路走：一路經淪陷區，繞道上海，找新四軍；一路走大後方，經福建去桂林、重慶。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志走第二條路。三個人分別裝扮成醫生、護士、藥劑師，葛琴化名何桂貞。途中的遭遇十分驚險。三個人到達江山時，天色已晚，經別人幫助，住進了鄉城的客棧，客棧的老闆是自己人，所以對他們照顧得特別周到，蚊帳、被褥都很齊全。剛剛飽餐之後，準備美美地睡上一覺時，查夜的憲兵闖進了他們的住處。照例先詢問了姓名、籍貫、年齡和職業，然後就傾箱倒筐地搜查，匆匆地看了他們的假身分證，馬馬虎虎地盤查了幾句之後，在小皮箱裡發現一張葛琴在家鄉宜興讀中學的畢業文憑，上面的姓名和身分跟假身分證上的完全不符，卻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