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批鬥會。
白朗是一位性格剛強的人，寧肯玉碎，不作瓦全。1969年，在一次批判她的會上，她竟從嘴裡掏出假牙回擊那個誣陷她的傢伙。政治受誣害、精神受折磨、肉體受摧殘的白朗啊，受到重創的靈魂被推到了生命的絕境，於是重犯了1942年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得下的精神分裂症，但這次最重，她變得癲狂得怕人，摔東西，把床單撕成布條，指名道姓地大罵大人物，周圍的同志都為她的命運捏著一把汗……
1971年春，白朗帶著一身還在流血的創傷，被運到在北京工作的女兒家裡“療養”。
北京啊，你還記得十二年前，當白朗依依不捨地離開你的時候說過——“我會唱著《國際歌》回來的！”現在，她回來了，披著一身悽風苦雨。在北京，他們夫婦有很多共過患難的同志和朋友，但多處在自身難保的遭際之中。有的冒著危險偷偷地把命豁出去來看望他們，或相對無言，或說上幾句互勉珍重的話，行動不便的，只能受著感情的宰割，內心裡向白朗夫婦祝福平安。
陽光依然燦爛的北京，人們卻過著黑暗的生活。重病纏身，“神志紊亂”的白朗，沒有說過話，儼然是個“啞巴”。
性格堅強，又重感情的白朗啊，一生經歷過許多生離死別的時候，但她沒有流過淚。然而，在周總理逝世的時候，她的眼角淌出了兩行長長的淚水。1976年“四五”運動爆發的那天，她那佈滿陰雲的臉，忽然漾起了三月的春意。1978年，她的精神分裂症好轉；翌年初，白朗——一個奄奄一息的作家的生命也復甦了，二十一年的冤案得到了徹底平反，給她恢復了政治名譽和文藝一級的待遇。
1979年，滿頭白髮、歷盡苦辛的白朗，坐著手推車參加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不久，她從作協遼寧分會調回中國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
從1978年仲春到1980年金秋，我先後看望白朗四次。我又翻閱了她的全部作品：三個短篇小說集《伊瓦魯河畔》、《牛四的故事》、《北斗》，兩個中篇小說《老夫妻》、《為了幸福的明天》，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散文集《西行散記》、《月夜到黎明》，報告文學集《真人真事》、《一面光榮的旗幟》、《鍛鍊》、《群星》以及《白朗文集》（五卷；1981…1986年，春風文藝出版社），使我對這位著名女作家、革命家、社會活動家有了極深的印象。如果她沒有這二十餘年的遭遇，她能給我們寫出多少佳作？！這位叱吒風雲的人物能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1980年秋，那是我最後一次訪問她，我讓她在我的紀念冊上題名留念，羅烽遞給她一支金筆，她順手寫下了“白朗”二字，並說：“這是我十餘年來第一次握筆寫字。”在場的女作家逯斐說：“白朗同志，您寫得太好啦！”是的，還是那樣瀟灑、挺拔，同她的人、人格一樣。這時，她當年那種英姿和風采，又重現在我的腦海……我希望，這次相見，能是她的新的開始，揀回早被摔掉的筆來，勾銷“決不動筆再寫一個字”的不幸誓言，用自己全部的愛和僧譜寫出由《搖籃曲》、《流亡曲》、《春光曲》、《進行曲》、《回春曲》組成的大型回憶錄《一曲未終》，作為新長征的開始……
但是，她身患多種疾病，身體越來越壞，不得不申請離休。又一個十年過去，她的病並未見好，羅烽先行離她遠去，這更使她的精神難以承受。生命就這樣最後告別親人，告別文學，告別再也回不去的東北大地。1994年2月7日白朗與世長辭，數天後在北京八寶山，我流著淚，同一百多位作家一起為她送行……
1980年10月20日
1995年春修訂
草明
白舒榮
一
1933年8月。一個炎熱、鬱悶、令人窒息的下午。
廣州口岸，停泊著一艘待啟航的貨輪。緊張忙亂的例行檢查過後，船緩緩駛出。不知什麼時候，從艙底走出一對青年男女，略顯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蓋不住幸福的喜悅。
男的大約二十四五歲，老練灑脫；那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學生模樣，身材嬌小，一對明亮的大眼睛閃著倔強的光芒。
他是作家歐陽山；她，就是草明。
“九·一八”的炮聲，把中學生草明從政治上混池、苦悶狀態中驚醒。她積極和同學們一起奔赴農村宣傳抗日救國，但不久便被軍閥陳濟棠趕回了教室。這時，有位教師介紹她認識歐陽山，他當時已經寫了十四本小說，正創辦用廣州話寫給勞動人民看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