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戴上了耳機，耳邊已經傳來了音樂旋律。
一旁新來的工作人員詢問了你，將列印著歌詞的一沓紙（事實上是歌詞稿）遞給了你。
你猶豫了一下，誠實地回答了他：“許多。”
“許多？”他眼睛瞬間亮了起來，完全被這個意想不到的驚喜砸中了，“太棒了，那我們可以錄不同語言的版本，球迷們會喜歡的！”
你本想坦誠地說自己只是個球員，而不是職業歌手，但看到工作人員熱切的眼神和周圍忙碌的團隊，最終還是默默地點了點頭。
接著你就為俱樂部錄製了“100週年紀念歌曲”的多個語言版本。
那名工作人員興奮地向你保證：全世界的多特球迷都會聽到你的聲音。
而你只是擔心自己唱歌有沒有跑調。
……
這間錄音棚位於多特蒙德訓練中心的二樓，平時主要用於製作球隊宣傳片或錄製球員採訪，裝置雖簡單卻十分專業。
錄製完歌曲後，你從俱樂部的臨時錄音棚走了出來，耳邊終於恢復了正常的嘈雜聲。
時間已經不早了，其他隊友大多已經在餐廳吃完了午飯，偌大的餐廳裡顯得有些空蕩。
不過克洛普還在。
你拿了份簡單的餐食，快樂地坐到了你的主教練身邊。
克洛普戴著標誌性的黑框眼鏡，一邊慢條斯理地吃著午餐，一邊翻看著訓練筆記。
與青訓時期的“走訓制”不同，一線隊採用全日制集中訓練的模式，球員們可以提前與廚師溝通特定選單：在俱樂部用餐不僅更安全，而且所有飲食都有記錄，方便教練更好地掌控球員的身體狀況。
你第一次在一線隊的獨立餐廳用餐時，坐的正是克洛普的旁邊。那時的你還有些拘謹，慢慢地吃著盤中的食物，而克洛普則一邊瀏覽手中的比賽資料，一邊不時抬頭和你聊上幾句。
當你吃不下剩餘的食物時，你的主教練自然地接過餐盤，幫你吃掉了剩餘的部分，
那時17歲的你完全被震驚到了，不過之後也就習慣了（並儘量每次都把食物吃完）。
在德國，這樣的事情並不奇怪。
許多德國人用餐時，如果有人剩下較多的食物，其他人偶爾會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忙吃掉，或者直接分攤剩餘的食物，這種習慣源於他們對“食物浪費”的高度重視，早已成為德國文化的一部分。
對於一些非歐陸國家的外國人來說，這意味著你的德國同事或許會吃掉你的剩飯。
你覺得：這種極端的節儉習慣，或許是當年“五十萬馬克買一個麵包”的歷史留下的傳統。
1923年，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使食物變得極其珍貴。年初，一個麵包的價格還只是250馬克，但到了年底，價格卻飆升至2億馬克，50萬馬克甚至連一口麵包都買不到。
儘管魏瑪政府後來透過引入“倫騰馬克”等經濟改革穩定了局勢，但那段歷史的餘波至今仍影響著德國人的生活態度。
時至今日，德國人依然極為反感“糧食浪費”和“過度包裝”。
你有一搭沒一搭地和克洛普聊著，不得不說，你們的small
talk…內容格外深刻。
你的主教練挑著眉毛，第一次和你討論了“戰爭後的鉅額賠款、財政赤字和貨幣超發導致惡性通脹”的話題。
飢餓是一種集體記憶。
戰敗的二十二年後，你的主教練出生在德國斯圖加特，他是戰後的第二代德國人，他的祖父母那一代人經歷了二戰以及1946-47年的戰後饑荒。
那場饑荒導致了數十萬德國人喪生。
戰後的飢餓深深烙印在德國人的記憶裡，那一代人從不把食物視為理所當然，而是珍貴的資源。他的祖父母絕不會輕易扔掉食物：如果上面長了一點點黴斑？切掉壞的部分，繼續食用就好了。
他和他的姐姐斯特凡妮（stefanie）、伊索爾德（isolde）從小就被母親教育要吃完盤子裡的所有食物，大人們常說：“孩子吃不完飯，第二天天氣就會不好。”（事實上德國每天天氣都不太好）
在他四歲的時候，柏林還不完全屬於德國，《柏林四方協議》簽署後，允許東西柏林之間有限的人員往來，柏林牆依然屹立不動。
直到他十八歲，戈爾巴喬夫成為“東部集團”（ostblock）的領導人，他提出了“公開性”（glasnost）和“重建”（pe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