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的河南，在連年天災的肆虐下，早已是滿目瘡痍，宛如人間煉獄。
崇禎三、四、五、六年，大旱如惡魔般盤踞此地，持續的乾旱使得土地乾裂，禾苗枯焦。
田野裡，不見一絲綠色的生機，只剩下荒蕪的黃土，在狂風中瑟瑟發抖。“秋既無收，麥又難種。
野無青草，十室九空”，短短十六字，卻如同一把把利刃，直刺人心，將河南百姓的悲慘境遇刻畫得淋漓盡致。
鬥米值銀五錢，這在平常年景或許只是物價的正常波動，但在此時，卻成了壓垮百姓的最後一根稻草。
普通百姓辛苦勞作一日，換來的報酬竟難以餬口，連一升米都買不起。
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放下尊嚴，四處尋找一切能果腹的東西。
草根、樹葉，這些曾經被視作無用之物的東西，如今卻成了他們活下去的希望。
但這些又怎能滿足人體的基本需求？飢餓、疾病如影隨形，無數家庭支離破碎。
丈夫拋棄妻子，母親狠心捨棄孩子，只為了能讓自己的血脈在這絕境中多延續一絲生機。
那些被賣的子女，換來的微薄錢財，甚至不足以支撐一家人吃上幾餐。在絕望的深淵中，有人選擇自縊於空林，有人甘心投身溝渠，試圖用死亡來結束這無盡的痛苦。
路邊，隨處可見餓死的屍體，無人收斂，任由野狗啃食；衣衫襤褸、面色如菜的乞丐，拄著柺杖，步履蹣跚，每一步都彷彿用盡了全身的力氣。
縣衙裡，官員們為了完成賦稅任務，對百姓施以杖刑，百姓在皮鞭下痛苦哀號，卻無力反抗。
許多人不堪重負，倒斃在公堂之上。為了躲避這沉重的壓迫，有的人用泥巴堵住家門，挑起擔子，背井離鄉，踏上未知的逃亡之路。
更有甚者，在極度飢餓的驅使下，竟出現了骨肉相殘食的人間慘劇，這是何等的絕望與悲哀，讓人不忍直視。
在這樣的大荒之年，百姓們本就身處生死邊緣，滿心期待著朝廷能夠伸出援手，給予一絲溫暖和希望。
然而，明政府卻如同一臺冰冷的機器，不但不加賑濟，反而變本加厲地對百姓進行盤剝。
誅求、供應、兵糧、器械、米豆、芻茭……各種名目的賦稅和攤派，如潮水般向百姓湧來，將他們僅存的一絲希望徹底淹沒。
正賦之外，還有加派。官員們為了討好上司，滿足朝廷的財政需求，不斷增加百姓的負擔。
數年的舊逋，被無情地追討，哪怕百姓早已家徒四壁，一無所有；三分之預徵，提前將百姓未來的生活希望榨乾；
額外拋荒之地的計祿，更是毫無道理，讓百姓苦不堪言。舊額未完，新餉已催；新徵甫畢，舊逋又下；額內難緩，額外復急。
鄉村之中，再也聽不到犬吠之聲，只剩下催租吏那令人膽寒的敲門聲。
每一次敲門聲，都如同催命符，讓百姓們驚恐萬分。樹上的杜鵑啼叫，彷彿也在為這悲慘的世界哭泣，灑下的是百姓被鞭笞的斑斑血淚。
黃埃漫天，赤地千里，每一個鄉村都幾乎斷絕了人煙，只剩下殘垣斷壁和死寂的空氣。夜晚，白骨與青磷相伴，鬼哭聲在曠野中迴盪，陰森恐怖，讓人毛骨悚然。
在這樣的絕境中，百姓們的心中充滿了憤怒和絕望。
他們再也無法忍受這非人的生活，對明朝政府的統治徹底失去了信心。
農民軍的到來，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給他們帶來了希望和勇氣。
他們紛紛響應，加入農民軍的隊伍，希望能在這片混亂的世界中，為自己和家人爭取一線生機。
崇禎六年底，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在《中原生靈疏》中，用他的筆，真實地記錄下了河南當時的這一慘狀。
他的文字，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明朝末年社會的腐朽與黑暗，也揭示了農民起義爆發的深層原因。
農民軍進入河南後，迅速與當地百姓融為一體。他們深知百姓的疾苦，所到之處，開倉放糧，救濟饑民。
這一舉措，如同春風化雨，滋潤了百姓乾涸的心田，贏得了他們的衷心擁護和支援。
許多百姓自發地為農民軍提供情報、運送物資，甚至直接投身戰場，與農民軍並肩作戰。
崇禎七年以後，農民軍的力量陡然增長，這與中原地區大量農民的加入密不可分。
這些新加入的農民，雖然大多沒有經過專業的軍事訓練，但他們有著強烈的求生慾望和對明朝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