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自嚴被抓後，朝堂上下議論紛紛。
幾位大臣私下商議，一位老臣憂心忡忡地說：“畢尚書一心為國，賦稅之事非其一人之過，陛下此舉怕是寒了眾臣之心。”
另一位大臣無奈地搖頭：“陛下急於求成，如今只論錢糧，恐日後地方治理堪憂。”
他們決定一同進宮面聖，為畢自嚴求情。見到崇禎帝，老臣率先開口：“陛下，畢自嚴在戶部多有建樹，賦稅徵收不力實乃時勢所迫，望陛下開恩。”
崇禎帝臉色一沉：“朕亦知畢卿有功，然賦稅關乎國運，今賦稅不足，軍餉難籌，朕如何能寬宥？”
大臣們還欲再言，崇禎帝卻揮袖而去，只留下眾臣在原地嘆息。
朝廷大臣們紛紛上疏營救畢自嚴，他們深知畢自嚴在戶部的工作並非毫無建樹，賦稅徵收不力的背後有著錯綜複雜的原因，絕非他一人之過。
彼時的財政困境，乃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
天災人禍的頻繁侵襲，使得百姓的生產生活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農業收成銳減，商業活動停滯，賦稅來源自然隨之枯竭；
政治腐敗現象在官場中肆意蔓延，官員們貪汙受賄、中飽私囊，大量的賦稅在徵收過程中被截留挪用，根本無法足額進入國庫；
經濟結構的不合理與僵化，長期以來的重農抑商政策嚴重製約了商業的繁榮發展，國家的財政收入過度依賴單一的農業賦稅，而農業生產又極易受到自然災害、土地兼併等因素的干擾與破壞。
然而，崇禎帝對大臣們的營救請求置若罔聞，反而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訓斥。
自此以後，官員的考選標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唯錢糧徵收的多寡成為了評判官員優劣的唯一尺度，而地方治理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民生的安撫與改善、社會秩序的維護與穩定、文化教育的推廣與普及等，則被徹底忽視。
官場風氣為之一變，官員們紛紛將精力集中於賦稅的催收與上繳，而對百姓的疾苦與訴求則變得冷漠無情。
在賦稅徵收的巨大壓力之下，地方官員們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
一些官員選擇了最直接卻也最殘忍的方式，他們變本加厲地對百姓進行搜刮掠奪，不斷增加賦稅的種類與額度，將沉重的負擔無情地壓在百姓的肩頭。
百姓們在水深火熱之中苦苦掙扎，生活陷入了絕境。而另一些官員則走上了弄虛作假的道路，他們透過虛報賦稅徵收數字、挪用其他財政款項來拼湊出看似足額的賦稅數額，以此來應付朝廷的考核與檢查。
這種欺上瞞下的行為雖然在短期內能夠暫時矇蔽朝廷的視線，營造出賦稅徵收順利的假象，但從長遠來看，卻使得國家的財政狀況愈發混亂不堪，猶如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根基被逐漸侵蝕，搖搖欲墜。
從更深層次的視角審視明末的賦稅問題，我們不難發現，其根源深深地扎植於整個政治體制與經濟結構的土壤之中。
明朝長期奉行的重農抑商政策，猶如一條沉重的枷鎖，嚴重束縛了商業的發展活力。商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其受到抑制直接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過於單一且脆弱，過度依賴農業賦稅使得財政收入極易受到農業生產波動的影響。
而農業生產本身又面臨著諸多難以克服的困境，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猶如高懸在農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斬斷他們的生計；
土地兼併現象的日益嚴重，使得大量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淪為地主豪強的佃農或流民，農業生產的規模與效率不斷下滑。
在政治體制層面，官場的腐敗現象如同毒瘤一般瘋狂蔓延，侵蝕著國家的政治肌體。官員們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衡機制，權力尋租行為氾濫成災。
在賦稅徵收的過程中，這一弊端表現得尤為突出，大量的賦稅被各級官員層層截留、中飽私囊，真正能夠進入國庫用於國家建設與發展的資金寥寥無幾。
同時，明朝的財政管理理念與方法嚴重滯後，缺乏現代意義上的財政預算、收支平衡等科學管理體系。
朝廷在財政支出方面毫無規劃可言，完全是被動地應對各種突發狀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在軍事開支上，由於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與高效的後勤保障體系，軍費投入巨大卻收效甚微，大量的資金被白白浪費在無效的軍事行動與臃腫的軍隊編制之中。
在民生工程方面，由於財政資金的短缺，無法有效地開展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