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預說話間，填了肚子的賈璉將插著一片烤好的羊腿肉的小刀遞於韓奇，然後用桌上的絹絲擦了擦手。
“荊夫，所謂的收權收的是什麼權？”賈璉問了一句，但不等陸預回答就解釋起來，“儒家講皇帝是天子，是代天而治民，權力乃天授。皇帝自誕生一刻起就天然是國家的主人，何須奪權、收權？這是一問。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都擁有權力，只是大小多少之分，而我們開啟戰事，他們推動新政，都是為了奪取利益，但最終所得之利又會化為權力擴張之基，從這個層面講，權力和利益自古一體，但古時講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取，一取之民間，那是不是也可以說權力來自百姓？
當然，儒家有天命論呼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講天的意志會透過民眾的意願來體現，天命即民心。
接著講天命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說天無親疏之分，只有德行才能得到天命的幫助，這是要求君王有仁心，施德政。
總結來講就是君王需要施行仁政來獲得天命即民心以得到治理國家的資格。
但道德這個東西是很難講的。
《論語.顏淵》篇講，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於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裡講了道德的感化作用，為政治國不外乎以德化民。
而《孟子.梁惠王篇》中孟子又提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這兩段記載就講了德政的兩面——化民與保民，君王施德政得天命就意味著承擔了這兩項責任。
可要記住，這裡只有君王和百姓！”
賈璉的最後一句神情嚴肅，眼睛盯著陸預，看得陸預心內沉悶悶，沒注意到身後已進門的蕭愈，賈璉的話沒有停止，故事繼續。
“但青史上的昏君暴君不可勝數，道德毫無一用，士大夫們說自己是為民請命，承擔了對君王的勸導和矯正，保證化民和保民的德政能夠施行，從而在這個國家秩序中獲得了位置。
但這只是理論。
北宋文彥博對神宗皇帝說，“是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他的這句話可以代表儒學門徒中大多數的想法。
從這裡看，士大夫同皇帝競爭著國家的管理權力，或者說皇帝和士大夫共同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力。
這句話出自熙寧四年神宗欲推行新政，召二府大臣議事，文彥博對神宗說，“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然後就有了這句話。
這句話放到現在，我可以問你兩個問題，你想一想。”
陸預點頭，其實他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一是在這個國家秩序中你看到我們的位置了嗎？與士大夫治天下，我們是士大夫嗎？
如果我們不是士大夫，那治天下的我們是什麼？我們的權力從何而來？如果我們沒有權力，那我那位好叔叔是怎麼推人坐上應天知府的？
在儒家的統治理論中，如果我們不是士大夫，那麼我們的權力只可能來自於皇帝，我們是依賴皇帝的信任而生存的。
從皇帝的角度講，我們這些勳貴不過是皇帝陛下的工具，那我們和歷朝歷代的太監們有什麼區別？
這公平嗎？要知道我們先祖最初都是在沙場上浴血奮戰才得來了如今的傳家富貴。
第二個問題，宋神宗用王安石改革，如今陛下要用李嵇，兩者都是改革。但前者引來以文彥博、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士人阻撓，而李嵇還未入朝，就已得到士大夫們的鼎力支援，前幾個月太學生們對謝臏的參奏就說明了一切，而被攻擊的謝臏及其黨羽也只敢便說改革要緩緩行之，不可操之過急。
為什麼同是改革，差別如此之大？
改革，改革，改的是權力的分配，我前面講，權力和利益一體，換而言之，改的是利益的分配。
兩者的差別在於王安石變法是針對士大夫集團，而李嵇的新政從剛才他的話來講，針對的是我們，以及我們背後的皇權，對此士人們自然是歡欣鼓舞。”
說道此，賈璉的語氣中透著無奈，而陸預聽到這，本能地反問了一句，“那我們還和他們合作？這不是自掘墳墓嗎？”
“問的好呀，這個問題問的好！”賈璉輕聲感慨了一下，深吸一口氣，繼續講起故事，“你這個問題和你前一個問題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