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問，他難以講吓去。
而身處文官群中的衛恙若有所思，現在的問題從議河運到議公私再到議人心之性與法制，一層推一層，這些問題從明亡議到如今，都還沒有定論。
太祖到天佑帝忙著光復天下，嘉祥帝忙著在國力鼎盛時期拓展疆土，消滅後患。
到了隆興帝，士人集團在之前有過兩次關於儒家思想統一的大辯論，都在嘉祥帝時期，一是嘉祥初年方苞等理學門人同經世學派的幾位領袖，但當時辯論的幾位都已是暮年白鬢，言論較天佑年間並無新意；二是嘉祥末年李嵇在國子監講學挑起的同胡之問的大辯論，但這場辯論被捲入奪嫡之爭，原本的初心都被大勢裹狹，化為黨爭的工具，在現今士人中，地位非常低。
辯論的雙方如今都在中樞任職，這意味著大辯論還會發生，但大家原先的估計是在大勢穩定之後也就是遼東平定之後。
如今勳貴借河運挑起事端，使得原本齊心協力計程車人群體在這個問題面前顯露出分歧，他只要看看左右的同僚，就知道理學同實學的分歧之大，敵對之意是何其盛了。
韓恪對俞鶴倫的問題不是不可以答，但他很清楚韓恪的回答只會引發大戰，在遼東之前消耗士人內部力量，使得勳貴團體在遼東之戰中居於主導地位，並在之後士人的大目標新政中居於劣勢地位。
韓恪擔不起這個製造分裂的罵名。
而俞鶴倫的話，第一句借王船山的土地民有論將河船產權和土地產權置於同一天平之下，第二句直指士人群體對河船買賣與土地兼併的態度不同，第三句以義田變質做切入點直指禮法問題，第四句引用梨州先生的藏天下於天下，將地置換成天下，直指政治的合法性。
那一句都可以要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