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社內當年覆盤保齡侯的這一操作，對他選擇這一時機的原因做過多次探討。
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他是為了自己的下臺做準備。
我前面說過了，史家囤積土地這種行為的經濟收益為零，時間風險巨大。
保齡侯上臺前夕就開始推動這個提案，本質上是為了保證在自己的首輔任期內快速完成這項政績，控制住借錢囤積土地帶來的時間風險。
在經濟收益為零甚至為負、控制時間風險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攫取政治利益。
我想......這是保齡侯計劃的理想結果。
我講到現在都只是從京河修繕的角度分析保齡侯的行為，但這只是一個很小的點，我們不應當忽視這件事的大背景——黨爭！
那晚我們說了保齡侯是在上皇的支援、士人集團的搖旗吶喊下發動了對繕國公的進攻。
但我們也說了，這個行為本質上是在打擊太子的威信，繕國公又是太子的舅舅，保齡侯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行為在得罪未來的皇帝。
那麼避免被太子、一個未來的皇帝清算，需要什麼？”
賈璉問出這句時，看向了陸預，但沒有等他多想，
“需要民心！
因為從漢以來計程車人集團正是依靠著民心同歷代皇帝進行了千年之久的對抗而不斷延續下來的，對於自幼拜讀儒家經典、深受其父薰陶、長期同文官士人相處的保齡侯而言，他對這些再熟悉不過了。
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中的‘天下’對於不同的人而言，意義是不同的。
對於太祖而言，是華夏天下，是九州萬方，是做皇帝需要的千秋萬代的基業。
對於李軻背後的經世學派而言，是對儒學理論釋經權的掌握，是對宋明理學的推陳出新、取而代之。
而對於保齡侯而言，這是他在打倒繕國公後，面對太子反擊而能夠安穩下臺的依仗！
一個透過京河修繕獲得了京城百萬民心的人，即使是皇帝也要掂量一下，弄死保齡侯所帶來的惡果，更何況是太子。
所以保齡侯是希望透過京河修繕這件事完成同元從系的妥協、和解以實現平穩下臺的，不然雙方鬥下去對各自都沒有好結果。
對於他而言，他只是需要繕國公下臺，不是雙方結成死仇，如果必要，我想他不介意將京河修繕的功勞分給太子一些。
但很可惜，繕國公死了。
荊夫，要記住！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正是有了嘉祥四十年上皇和我們的妥協，才有了隆興元年。
而保齡侯鬥倒了繕國公和鬥死了繕國公，一字之差就是天壤之別。
繕國公死的那一刻，保齡侯的籌劃就失敗了一半。
失去領頭人的太子元從系已經不可能和保齡侯達成妥協了，因為連一個可以做主的都沒有了，太子只是太子，沒有他舅舅的手腕，他根本無法彌合太子親隨和元從系之間的矛盾。
所以當初太子的瘋狂報復也可以解釋了，《禮記.曲禮》中說“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公羊傳》中講“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仇，非子也。”，而繕國公對於太子來說又豈是父親可比的，上皇有不止一個兒子，可太子只有這麼一個舅舅呀。
太子只能試圖用替繕國公報仇的方式重新凝聚人心，於是保齡侯推動的京河修繕案還在施行過程中，他本人就憂懼而死了。
到了這一步，事情好像結束了，推動京河修繕案的保齡侯死了，逼死保齡侯的太子也在不久之後被廢圈禁。
修繕案則可以繼續推行下去了，畢竟工部的方案還在，只是換了個人主導而已。
到了這裡，修繕案我們先放在一邊，回頭看看保齡侯的整個操作過程。
為官講三思，“思危、思退、思變”。
那一夜我們講的很清楚，隨著嘉祥二十二年的戰事失敗，原有的矛盾開始爆發，處於權利之巔的繕國公是一定要倒的，作為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身居高位的保齡侯一半是身不由己，被裹挾進這場鬥爭中的。
保齡侯在攻擊繕國公的開始就意識到了打倒繕國公所帶來的某種危險，所以自己下場買地，用自己的錢做了官府的事，企圖利用京河修繕所帶來的巨大聲望換取自己在整場鬥爭中的安全下臺，而下臺之後的他將獲得同太子一黨的和解。
如果繕國公沒死，那麼雙方的利益交換很可能成功，畢竟太子在民間獲得巨大聲望，是有助於鞏固其地位的，這點完全可以彌補掉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