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蠻夷，他們都認，百姓是草原上兒子娶母親、父親娶女兒、哥哥娶妹妹的野蠻人，他們也認，只要皇帝和百姓認這套儒家普世制度就可以，他們還是他們就可以。
這是難以接受的，對於自出生起就抱有樸素民族情感的人來說，這比把他殺了還難受。而明末抱有這樣思想的人很多，願意為此而死的人很多，可士大夫中很大一批人在理想和生命之間選擇了生命。在另一個時空有一批人既不敢殉道，又不願意放棄理想，於是做起了隱士，在道家的思想中求苟全。
無論是哪種，都背叛了他們儒家思想中另一條極為關鍵的理論——華夷之辯。
背叛了這一條，華夏這個玩意的先進性就破產了，那麼是個人就要問一個問題了，是什麼導致了華夏的落後？
而建立在這一條理論之上的許多上層建築的存在就會遭到質疑。
這個問題，賈璉沒有打算深入講吓去，而是講起了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經世學派的學問大家們開始講起農商皆本了，強調商業經濟的重要性了？
因為當皇帝的家天下破滅之後，他們發現他們所搭建的小家對於野蠻人的入侵毫無辦法，一個小家、一個村落、一個鄉鎮、一個縣城所能調動起來的力量阻擋不了八旗軍隊的進攻。
而理學家所強調的重農抑商及其相應政策，在地域上將中國切分成一個又一個以鄉村為單位的細小獨立空間，在失去皇帝為首的朝廷官府體系之後，在不同地域之間講基層宗法，鬼他媽信你，我姓李，你姓王，是我聽你的還是你聽我的？
我都不認識你，互信都沒有，你有難我為啥要幫你。人的自私在此刻體現的淋漓盡致，理學教養下還有良知計程車人無法相信存天理滅人慾，滅出個如此自私自利計程車紳群體，這簡直是個天大的笑話。
這意味著過去幾百年裡，儒家的人都在自己騙自己，他們為了自己的私而講大公，無恥之尤。
儒家最推崇的道德在現實面前就是個狗屎。
在親緣、地域色彩無法團結民眾的時候，勢弱而還具備良知的年輕士人群體撿起了他們過去最嫌棄的利，以利誘之，透過商業發展帶來的流動性，搭建起不同地域之間的聯絡，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重新搭建一套理論，來實現救天下。
但是呢，嘴上直接談錢太Low，於是開始改造理論，談商得先改私，改完私就得改公，改完公私，就得談談新的公私下制度是怎麼樣的，由於另一個時空下沒有實踐土壤，就變成了空想，不切實際的地方有很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比起1840年以後的那批滾犢子，他們的思辨反思能力和積極性勝了不止一個境界，至於是什麼原因就值得深思了。
而經世學派的人對公私的定義改造，將私納入公，帶來了另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