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句話，賈璉已經忘記是從前世哪本教科書上第一次看到的了。
前明到如今的商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不是純粹的商人。
前明萬曆年間的進士謝肇淛寫了一本《五雜俎》，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明中葉以後徽商的富有響徹九州，以家資百萬而自豪——這是實指，而其中一位叫汪宗姬的富商，一次帶著姬妾出遊的時候遇到地方官，沒有及時避讓，導致之後陷入長期的訴訟官司中，而被迫破產。
同樣的，根據徽州府志記載，當地有個吳氏家族非常富有，他們在正德年間靠鹽商的身份起家，到萬曆年間依舊不倒，期間從事慈善事業，資助貧寒學子，家裡也有人陸續取得官身，還給朝廷捐過三十萬兩的銀子。
到了天啟年間，家裡面出了個奴僕，向一個貪婪而有權勢的官員狀告吳家侵吞公共山地——這是事實，吳家在前面的介紹背景下佔有了大量的黃山木料，然後吳家從徽州到天津、河南、杭州、揚州的生意都被官府沒收。
前明學者李贄是位離經叛道的人，有名到在教科書上留下姓名。他曾寫下這樣一段話，“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眾，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
商人們受制於現實，一是向官員行賄立碑，以求庇護；二是培養家族子弟考學，求取功名；三是買官，以求有官身庇護；
但捐官的地位一直很低，上升途徑有限，直到太平天國迫使清廷大規模地賣官鬻爵，以補充財政，在這之後非正途出身官員比例徹底超過正途出身官員的比例。
以上種種只為說明一件事，財富不決定社會地位，但儒家有教無類的科舉制度又提供了改變地位的途徑，最終商人迫於現實沉迷於此，本質上與地主無二異。
在商業上他們和小農很相像，自給自足。江南的絲綢商們一邊向上遊發展佔據土地種桑獲得原材料，一邊大興作坊，產絲綢，然後又自己買船運貨到銷售地，交給他的下游零售商，或是一部分貨放到自家的商鋪裡去賣，船閒暇時也可以去賺外快。
這樣的形式可以推廣到其它的商人群體，越大越如此。
所以河運價是不真實的。
這種商業形式決定了河船的整體噸位一直不大，大商人的生意自己有數，買一條千石大船跑七八個地方和買幾條百石船一條跑一個地方的成本他們算的很清楚。
而中小商人遠銷外地的貨量不用想也知道不會很大，加之時間、距離、目的地等各種因素，船商們腦子也沒秀逗，買條千石船，其結果不是為了貨物滿載而等上很長時間，就是經常船上只有一半的貨就起錨揚帆，成本怎麼算都是虧的。
俞鶴倫很清楚這一點，他祖上是漕運衙門裡負責軍需運輸的低階軍官，他是因為年幼考中秀才而被濟城侯府當時的主人他岳父看上，將幼女嫁給他的。
濟城侯府一路供他考舉人、考進士，吃穿不愁，只求在功名上能有所成，他不負父親和岳父的期許，考中了進士，在妻家的運作下回到漕運衙門任職。
但彼時彭城侯主導漕運衙門，其力求實務，認為四書五經的應試書和漕運的複雜實況完全合不來，在和他談過後，把他放到下面歷苦磨性，瞭解下面實情，別以後被下面的官吏給糊弄了。
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依，他不知該怎麼看待彭城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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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船隻的大商人在拋售船隻後，他們的貨物改為租賃託運，如果是一兩個人，沒什麼。可如果是上百人，那麼現在的船價就只會一直跌下去！
到時候就不是三百石以下的小船會離開長途河運了！
五百石的河船都不一定能活下去！
現在的船商手裡的船等下去只會是個死！”
俞鶴倫雖是說給侯景熙等人聽的，但目光一直盯著謝鱗，他在猜測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
“什麼意思？”牛繼宗側身看向俞鶴倫，滿臉不解，什麼叫五百石的河船也會死，船商又會死。
俞鶴倫瞥了同排三人的神色，無知就掛到臉上了，可當他轉頭看向對面時，發現陳維周也不是太懂，疑惑地看著他。
他的不太確定稍稍佔了上風。
“從江南運絲綢到北京，一個絲綢商手上的貨是很小，他自有的百石船隻就可以運了，可如果一大批絲綢商的貨要託運，這個時候從成本而言，八百石以上船才是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