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作戰》1，第四二八頁）。
第十六師團有關官兵所說的“真相”
鈴木明所採訪的第十六師團有關軍官和士兵達十人之多，在此我不能一一論及，故列舉該師團前參謀長中澤三夫少將的談話要點，研究一下中澤三夫是否說出了真相。
據說，中澤三夫先強調說：“所謂南京屠殺之談，戰後我在東京審判時才首次聽到，為之一愣。”繼而他又斷言：“我們負責城內警備，因而無疑是知道的，比如，在難民區必設崗哨，不讓士兵等入內。據悉，憲兵人手不夠，但輔助憲兵則相當多，憲兵過於嚴厲，以致遭到其他部隊的抗議。所謂來自難民區的表示不滿的報告，從未聽說過。在東京審判時引人注意的則是侵犯外國權益問題。然而，這卻是由於中國人打著外國的旗幟企圖矇騙而引起的糾紛。揭發難民區內的便衣兵，這是日本軍義不容辭的行動，絕無隨意帶走平民百姓而加以殺害之類的事情，而帶走計程車兵則以俘虜對待。當時，我恰在南京。如果因南京城外以南有無數墓地，而以屍骨之數說日本人殺害了多少人，那是大錯特錯了。”（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三四頁）
中澤三夫雖然這樣說，但他作為中島師團長的部下，又是參謀長，果真對南京暴行一無所知嗎？ 中島師團長在南京攻陷戰中， 曾受到松井軍司令官的指責，說“中島今朝吾第十六師團長的戰鬥指揮違反人道”。可是，中島不久便當上了南京警備司令官，使中國人覺得可怕。對此，據說同屬第十六師團的第三十八聯隊的助川聯隊長也對鈴木明說：“我記得，雖前往南京，但我對南京所發生的事件一無所知，聽說自己也許要在東京審判時成為犯人（助川未被起訴）大吃一驚。對我來說，說是事件，真可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四九頁）。助川是佐佐木到一旅團長麾下的部隊長官，而佐佐爾到一則是著有《一個軍人的自傳》的性格剛毅的將軍，他掌握著“南京事件”的關鍵。這個助川還能說什麼事實一無所知嗎？而且，東京審判是審判甲級戰犯的法庭，像助川這樣的聯隊長擔心成為被告，也令人可笑。因此，不言而喻，鈴木明所注“助川未被起訴”並非是事實。
據說，當鈴木明就田伯烈和埃德加·斯諾的著作提出問題時，中澤三夫簡單地下結論說：“我們沒有幹過，僅此而已。”對此，鈴木明說：“明快而又坦率，是無可反駁的發言。”鈴木明並不否定南京事件的存在，卻又為何對中澤三夫的全盤否定，寫出“無可反駁的發言”這篇可理解為全面支援中澤三夫的文章呢？這篇文章是在欺騙讀者。
這一點暫且不說，但我認為，在中澤三夫的談話中否定暴行的每一句話，都是偽證，對此，只要看一下本書第一編和本節後面所述，便一清二楚。
最後，我想對前面所引的前少將中澤三夫的談話置一言。他在談話結束時說：“中國方面從南京附近收集屍骨，說屍體有多少具。然而，南京城外以南有無數墓地，以屍骨之數說日本人殺害了多少人，卻是大錯特錯了。”說這話的人難道真是當時在場的負責人嗎？連上海派遣軍所發表的關於佔領南京的戰果，也說遺棄屍體有八、九萬具（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或說有八萬四千具（昭和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人說，中國方面特地拋開墳墓，挖出屍骨，並把它計算在南京淪陷時的遺棄屍體中，等等。我們不妨想一想，中國人聽到這種編造出來的謊言，將會多麼憤慨！
鈴木明在尋訪第十六師團有關人員的旅行中，必定已發現了該師團第三十三聯隊的一位名叫西田計程車兵（住於三重縣久居）每天寫的隨軍日記。
對於西田所記之事，鈴木明說：“他說得生動，較之軍官說的更為出色”（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四三頁）。我們與其尊重三十五年後寫的回憶錄，還不如尊重當時在場者的每天所記內容。介紹山田旅團長的筆記是鈴木明在《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號上刊登的採訪報道的壓卷之作。今後如能在雜誌上原封不動地全文介紹這份稀有的寶貴資料，將不勝感激。《”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書從西田手記中摘取了十一月份中的六天筆記作了介紹（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頁）。但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在佔領南京時所記的日記卻被人隱藏了，這樣就無從知道事件的詳細情況。
前軍事有關人員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的證詞
第十六師團前參謀長中澤三夫少將接受了鈴木明的採訪，就南京事件發責了談話。他在戰後不久開庭的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亦曾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