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強姦和汙辱之際，強迫它的同夥站在一旁。
這些事件，本來不應透過創作來反映。因為那很可能被認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豐富的作家所設計的。不，這些事件只能應由中國戰爭和日本帝國軍隊的相當可靠的考證史才能反映出來。它只有成為歷史性記錄和國際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才可信。創作是不可信的。我們對這些事件只能談這一些，因為我們不是搞歷史的，而是搞創作的。可是，我們對一種現象發生了興趣，而這種現象，深深地隱藏在日本人的人種心理學研究和以全人類為物件的人類學研究中難以理解的諸領域內……這些事實清楚地反映了他們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傳統的日本帝國軍隊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恥地一起脫下褲子，進行自瀆行為，同時讓自已只想在南京這個遙遠的亞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來說明這一事實才好呢？如何說明日本帝國軍隊才好呢？——如何說明其精神，如何說明其意識形態，如何說明其戰術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說明消化不良的西歐軍國主義與同樣消化不良的中國儒教——在中世紀的結構上不徹底地移植於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結合呢？日本的軍官們對此是怎麼考慮的？日本計程車兵們對他們自己是怎麼考慮的？為什麼日本的軍官們要繼續這樣幹？他們能夠制止這樣幹嗎？或者他們愚蠢地想起恐怖戰術，甚至獎勵或強制士兵這樣幹？
如果這樣，問題也許非常複雜了。所謂缺乏強制性的紀律，不能確切地說明那種輕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奪、缺德和獸性行為。
林語堂對日本軍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憤之餘可能也多少有些誇大。然而，該小說的日譯者竹內好對此說：“我一面翻譯這部小說，一面由於手不時發抖而握不住筆。真是殘酷到了極點。當然，即使有些誇大或歪曲，但當我想到中國民眾所經受的悲慘遭遇，就沒有勇氣提出意見去糾正它。我在翻譯這部小說時，實在覺得難受，很想轉移一下視線，但終於抑制了這種心情。”（日譯本，第三二六頁）
在日華戰爭開始後就在中國充分看到日本軍的所作所為的埃德加·斯諾，也就日本軍的野蠻性問題敘述如下：
任何人種，在戰爭時往往很容易出現野蠻性。但即使承認這一點，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人像日本軍隊那樣將人格墮落的形象深刻、徹底而有組織地暴露出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為亞洲而戰》）。
還有，如前所述，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認為，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陸軍中央部的命令下發牛的，但對膽敢犯下這種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狀態，指出如下：
雖說有上級命令，但能夠幹下這種令人可怕的罪惡行為，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人？他們出生在日本國內各縣、各城市，而且是在那裡成長起來的。他們的雙親和教師們現在仍生活在日本。他們的兄弟姐妹現在仍同我們在一起。換句話說，他們同我們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沒有什麼兩樣。
這是值得驚歎的事實，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們所要經常感到苦惱的課題（永芳隆：《長崎之鐘》，附錄，第一九五頁）。
這些發言都嚴厲拒絕這樣的觀點，即以戰爭中的普遍殘酷性抹去日本軍在南京和馬尼拉的暴行。
集體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嗎？
這裡，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出作田啟一和高橋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載於一九六五年八月號《展望》雜誌上題為《我們內心的戰爭犯罪者》那篇文章裡。這篇稿子報道了這樣一件事：在太平洋戰爭末期，駐屯在沖繩石垣島上的日本海軍警備隊曾屠殺三名美軍飛行員。作者在詳細介紹這一事件經過後，並就日本人的集體犯罪問題斷定如下：“我們日本人，作為單個的人，決不愚蠢，也不殘酷。但如果一旦捲入了某種集團，我們就會像狂人一樣行動。同集團採取一致行動，有時成為我們的長處，然而由此也會產生難以救藥的愚蠢。……集體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據我們推測，日本人對集體犯罪根本沒有免疫力。”（作田啟一：《重新考慮可恥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頁）
即使納粹德國慘無人道的犯罪行為不值一談，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別，無論什麼地方的軍隊，都有集體犯罪行為。要是說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說是人類的原罪。不過，關於日本軍隊在後期的道德性問題，有必要從社會學的、歷史的、心理學的角度進一步進行綜合分析。當時中野好夫已在論壇時事評述中指出了這一點（《每日新聞》，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號文化欄）。中野好夫說：“筆者們懷疑這也許是日本人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