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崇尚仁義禮讓，並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禮為首”。 [278] 另一方面，他在治國上強調以法治國。在當世戰亂之下，要撥亂反正，只能採用刑法之治。曹操主張執法如山，強調法不阿貴。他說，法令“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要求嚴格法令規章，賞罰分明，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曹操重視執法者的人選和執法者以身作則的作用，認為這是貫徹法令、實行法治的保證。 [276] 為此，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270] [277]
處於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並在禮法並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 [278]
唯才是舉
在人事管理方面，曹操主張唯才是舉，這是曹操政治思想獨具特色的地方。在漢末選官偏重門第、不問才德的情況下，他主張突破門閥界限，實行唯才是舉。他認為，天地間，人為貴。要建功立業，只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他重視人的才能，鄙視德行禮教，認為遵守封建禮教的人不一定有開創事業的能力，有開創事業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禮教，所謂“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臨陣力戰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異質的人和“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並且明令要求下屬“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不拘一格選官用人。 [276]
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他們任用“清正之士”，“務以儉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節自勵”，即使是權貴寵臣，“輿服不敢過度”。 [277] 以上變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會風氣的轉變。
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時代的需求，在統一、平定北方的事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主張的法治和唯才是舉是對於漢代德化、孝治四百年傳統的對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發討論，對於後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響頗為深遠。 [276]
軍事
軍事活動
黃巾起義之後，軍閥混戰，社會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後消滅長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其平生主要發起（一部分未親自指揮）或參與的軍事活動如下：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自著兵書十餘萬言（即《孟德新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又集錄諸家兵法，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他撰寫的《孫子略解》（又稱《孫子注》），開創整理註釋《孫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 [273] 其著述大都亡佚，從其《孫子注》和存世的軍事文書以及《三國志》等史書中，可窺見其軍事思想。 [274]
戰爭觀
曹操認識到，軍事鬥爭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配合。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拯救社會。不能像春秋時吳國夫差那樣只憑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諸侯徐偃王那樣，以仁義代替用兵。他強調“兵以義動”，“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為贏得戰爭中的政治主動權，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為爭取人心，佔領河北後免難民租賦，又釋出抑豪強兼併令，以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謀士郭嘉頌揚他“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曹操認為經濟的好壞，關係著戰爭的成敗。軍隊無輜重、糧食、委積，“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經驗，大興屯田，達到了足食強兵的目的。 [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