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溥的責任很大，他需要用更深的道理，讓太孫瞭解事物運轉中，其背後的邏輯道理，許多如常的事情，透過楊溥的語言，讓朱瞻基感到了陌生。
“工廠的分工細化，不僅改變了傳統工匠的性質，也改變了以往幹活的意義。以前的時候，人們過去透過社會分工來確定自己的身份，例如工匠的群體，在以往是少部分，但現在幾大部份人都是這樣，至少城裡如此。”
“新的工業化的經濟利用了這種變化，建立了一個滿足工人需要的社會，這些工人每天被關在工廠里長達十個小時以上。城市被緊密排列的工廠和新的房屋所改變。”
“商鋪、劇院、公園、廣場都為了滿足人們新的生活方式應運改變，就像在城市和鄉村造成的改變一樣，工人的大規模聚集最終導致了政治上的某種改變。”
朱瞻基儘量讓自己聽得懂，而楊溥則盡力讓太孫理解。
從前朝因為組織民夫治理黃河，人員的密集帶來的變化，有了反抗朝廷的基礎，以及其中的關係，乃至於工廠興起後，兩者哪些相似的地方之處，所以又導致部分的改變。
“太子殿下認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是水只在總體失控的時候才能浮現威力，一杯、一盆水都無法引起人的在意。”
“那麼在此之前，如何治理小江小河，不讓江河氾濫，對模式的全新認知，使人們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對其他人更加沒有耐心。”
京城。
朱高熾同樣在與朱棣討論社會上的問題。
在後世人們眼裡的近代西方文明，統治者們是這樣認為的。
前工業社會，國家被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每個人都有價值，相互關心，這形成了一種觀念即每個人都對社會有貢獻。然而，新的觀念認為，個人的活力是其生活和整個社會經濟成功的關鍵，個人和國家不應該幫助那些對他們沒有幫助的人。
這種觀念，即窮人不僅是在艱難時代掉隊的簡單的人，而是與其他人有本質不同的人。經濟學家約瑟夫湯森在1786年的著作《有關窮人法律的論文》當中提到的：“窮人們不知道激勵人前進的動因——自豪、驕傲、理想。”
總之，只有飢餓能刺激他們去勞動。
換句話說，窮人不是人，沒有高尚的人權，只是牲口而已。
多年來的社會壓迫，廣大窮苦百姓開始了反抗，誕生了許多新的社會理論，大家逐漸團結起來，無產階級最偉大等等。
前者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面貌，而不是後世現代化社會人文，那已經是經過激烈抗爭後妥協的背景，更有科技大爆炸的供養。
但就算如此，因為文明先天性的不足，哪怕後世的西方社會，對於個人的問題，也不認為總體有責任去幫助，所以維持西方社會道德的其實是經濟水平。
多年來的富裕，讓普通百姓的人性底線大大提高。
那麼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但凡西方社會經濟稍微崩潰或者倒退一點，帶來的無一例外是無序的打砸搶殺，人性的大倒退。
因為他們的個體知道，他們指望不上總體。
那麼大明呢。
儒家是什麼？
儒家你可以說他好，也可以說他壞，但在儒家的體系下，宗族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時代產物，總體對個體的責任和義務，以及個體為了總體的責任和義務。
這也是朱高熾當初認為自己在北平有優勢的原因。
“北方多年來人口倒退，雖然如今北方人口恢復的很快，但是因為移民的原因，宗族勢力衰退，反倒是南方，因為南方最初惡劣的自然環境，又促成人們更加的團結，所以宗族勢力很強大。”
朱高熾認真的說道。
兒子的看法，朱棣非常的認同，他去過南方很多年，南北社會風俗的巨大差異。
歷史上王陽明最大的功績之一，就是與對宗族的約法，把宗族納入了官府的治理範圍內，形成了互補的關係，有利有弊，總體上利大於弊。
不光要求宗族加強德的治理，也要求宗族兼顧法律，違法的族人，為了宗族的名譽和權利，整個宗族都需要監督和督促。
整體上提升了宗族的素質水平，為國家的穩定提供了巨大幫助。
乃至清朝時期，沒有矛盾都要創造矛盾，不光南方宗族互相打成了狗腦子，北方不同的族群的矛盾也大大加深，成為了死敵常年敵對。
“所以兒臣雖然多年來，不斷加強地方上的管理體系，可是大明律仍然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