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茶館。
前門是輔大街，後門通往主巷。
穿著短褂的男人腳步匆忙，三三兩兩相約出門，穿著長裙的婦孺時不時的交頭接耳，也有騎著騾馬出遠門的人，還有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商販。
石磚的房子，拐角處被工匠們高超的手藝，修建的圓滑，方便行人通行，避免受傷，不像後世，甚至有人在自家牆角還得擋塊大石頭，生怕人撞不死。
遇到了熟人，他們會拱手行禮，如果面對的長輩，則會彎腰行禮，婦孺們多采用屈膝禮，屬於女性禮儀中的一種——萬福禮。
多福，祝禱之詞。
古代婦女相見行禮的方式，此種行禮方式多口稱“萬福”，故又稱萬福禮。
中國流傳了多年和演變，春秋已經有記載，當時並不限於女性，唐宋時期，北宋蘇軾的詩中也有出現，南宋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卷五記載，陸象山家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
“拐彎抹角”原本是古建築工藝的一個專門術語，後來演變成一個成語。
在古代，由於街巷設計較小，推車、挑擔子的行人很容易在拐角處受到磕碰而受傷。
於是房主們會要求工匠在轉角處進行去角處理，讓推車、挑擔子的行人們更容易通行，指的就是如此，體現了古代百姓總體優良的素質道德水平之高。
為他人著想，並不是人格缺陷，是社會風氣的良好表象。
社會是人組成的，而人離不開社會，一個良好風氣的社會，對每個單獨的人都是有利的。
任何來到大明的外國人，除了感受大明的富強外，最讓他們震撼的是大明的禮，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溫和道德的百姓，內心的三觀被顛覆。
所以有了十六世紀的“理想國”種種美稱，皆被戴到了大明頭上。
外國學者的描述中，馬可·波羅可謂是歐洲放眼望洋看東方的第一人，他將中國文明介紹到歐洲，雖然他看到的只是經過戰亂之後宋代殘存的一點文明痕跡，但是這已經比當時的歐洲要先進好幾個世紀了。
這段話透過國內學者的翻譯後，進行了注視，標註成因為蒙古人當時還沒有接受漢文化。
那麼重回西方學者們的觀點中，他們認為遺憾的是，馬可·波羅沒有見到中國傳統的遴選官員的制度——科舉。
如果馬可·波羅見到了，必定也會像他介紹中國物質文明那樣介紹中國先進的政治制度。
所以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另一位義大利人，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了中國，他在澳門登陸後驚訝地發現，這個古老而遙遠的東方之國不僅物質豐富，而且政治制度優良，簡直就是柏拉圖所描述的“理想國”。
他告訴西方人一個重大的事實:“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他還煞有介事地告訴歐洲老鄉:“在中國最終實現這一原則的制度叫做科舉制。”
科舉制度在中國近代被很多人詬病，在大眾看來，科舉憑著一篇八股文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頗為不合理，加上很多有識之士和有真才實學的學者都是科舉的落榜者。
比如大詩人李白、杜甫、李賀等，著名醫學家李時珍、大才子唐伯虎、《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等等，
因此，人們對科舉制度的合理性愈加懷疑。
不過與之相反，近代西方學者主流觀點，對於中國的科舉制度評價很高。
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方學者們對中國的科舉制度卻高度讚賞，他們認為古代中國的人材選拔和任用制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公平和最科學的。
中西方對科舉的評價差別何以如此之大呢?
這主要是他們對比的參照系不同。
近代的西方文明，已經總體上超越了東方文明，他們的學者具備了更高的素質和才能，所以他們的眼裡，中國依舊是一個農業社會。
那麼將中國與歐洲的封建時代和印度的農業時代做對比才公平，這樣一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才選拔機制就體現出明顯的優越性。
在當時的世界上，只有中國開啟了平民進入上層社會，並且參與國家管理的途徑，這是西方現代政治制度未出現之前都沒有的。
對待東方古國的熱愛和學習風波，最後被法國人所引導，成為西方各國的貴族現象，精英們用著東方古國的商品，討論著東方古國的一切，成為了上流社會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