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內收肌群附近。這些肌肉對於腿部的正常活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旦受到損傷，將會影響到腿部的屈伸、內收和外展等功能。而且，由於血管破裂導致的出血，如果不及時處理，有可能會引發感染等一系列更為嚴重的問題。
針對李剛的病情，醫院制定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治療方案。首先，醫生在事故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對他進行了傷口的緊急處理，對出血點進行了壓迫止血，並對受傷部位進行了簡單的清創，以防止傷口感染。
隨後，李剛被安排住進了醫院的外科病房，接受進一步的觀察和治療。在住院期間，醫生給他開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藥物，以緩解他腿部的疼痛和炎症反應。同時，為了促進受傷肌肉組織的恢復，醫生還為他安排了物理治療，包括熱敷、按摩和電刺激等專案。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後，李剛的病情逐漸得到了好轉。大腿內側的腫脹和瘀傷開始慢慢消退，出血也已經止住，腿部的功能也在逐漸恢復。不過，醫生也提醒他，雖然目前病情有所好轉，但仍需要注意休息，避免過度活動，以免造成二次損傷。
在完成了對交警部門資料的收集以及對李剛病歷的檢視之後，登漢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仔細地整理著手中的每一份資料。他深知，這些看似零散的資訊，實際上都是決定這起案子理賠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從交警部門提供的資料來看，李剛在事故發生後確實存在肇事逃逸的行為。按照常理，肇事逃逸是一種極其嚴重的違法行為，在理賠評估中往往會對被保險人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然而，李剛的情況卻又有所不同。他在逃逸之後，能夠及時地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主動向交警部門自首，如實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為。
這種主動自首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的悔悟之心和勇於承擔責任的態度。雖然肇事逃逸的事實不可否認，但他的自首行為也應該在理賠評估中作為一個重要的特殊因素來加以考慮。畢竟，一個能夠在事後主動承擔責任的被保險人，與那些一味逃避責任的人相比，還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特殊因素就是李剛當時送妻子去醫院的緊急情況。從交警部門的記錄以及李剛本人的陳述中可以得知，李剛的妻子在事故發生前身體就已經不太好，他之所以會在交通訊號燈變黃時選擇加速透過路口，就是因為擔心妻子的病情會因為耽擱時間而變得更加嚴重。
這種為了家人的健康而心急如焚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他的行為違反了交通規則，導致了事故的發生，但從人情的角度來看，他的出發點是為了儘快送妻子去醫院救治。在理賠評估中，這一緊急情況也應該作為一個特殊因素來綜合考慮，不能僅僅因為他違反了交通規則就對他的理賠否定。
綜合考慮以上這些特殊因素，登漢意識到，在對這起案子進行理賠評估時，不能簡單地按照常規的理賠標準來執行。雖然李剛存在肇事逃逸的行為，但他的主動自首以及送妻子去醫院的緊急情況，都使得這起案子變得更加複雜和特殊。
在常規的理賠評估中，肇事逃逸往往會導致保險公司拒絕理賠或者大幅度降低理賠金額。但在李剛這起案子中，這些特殊因素的存在，使得保險公司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和權衡各種利弊。如果僅僅因為肇事逃逸就拒絕理賠，可能會顯得過於嚴苛，也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
相反，如果對這些特殊因素給予充分的考慮，在合理的範圍內對理賠金額進行調整，既能體現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的人性化關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保險行業的公平公正。例如，可以根據李剛自首的及時性、送妻子去醫院的緊急程度以及他大腿內側受傷的具體情況等因素，對理賠金額進行適當的上浮或者下浮，以達到一個相對公平合理的理賠結果。
登漢認真地整理著收集到的每一份資料，他深知這些資料的重要性。每一張紙、每一個資料、每一句記錄，都可能是影響理賠決策的關鍵因素。
他首先將從交警部門獲取的車禍詳細記錄進行了分類整理。按照事故發生的時間、地點、經過以及李剛自首的情況等不同維度，將相關資料分別歸檔，以便在後續的分析和評估中能夠更加便捷地查詢和使用。
接著，他又對李剛的病歷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將病歷中關於大腿內側出血的具體病情、治療方案以及醫生的囑咐等內容，一一摘錄出來，形成了一份單獨的醫療情況報告。這份報告與交警部門的資料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為全面瞭解李剛在這起事故中的身體狀況和行為表現提供了有力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