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格達的日子裡，河野無私地與我共享新聞線索，還將其共同社的APKLeafax底片傳真機無償供我使用。新華社播發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的最後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廣泛採用。
戰爭爆發後，河野不顧轟炸，花重金租了一輛汽車，計劃驅車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魯威謝德邊境地區採訪。我當時囊中羞澀，正發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經心地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車，快去買些咱們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機被沒收、人被扣押，多虧河野千方百計營救，把士兵請到一邊“單獨談話”，我才得以繼續上路。只有在不斷的危險中，才能體會到朋友的重要。
在魯威謝德邊境，一位高舉尼康F4的白人記者被群情激憤的難民圍在核心，任憑他怎麼搖晃胸前的大號楓葉紀念章還是被推來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態，這傢伙象看見了救星：“唐！快告訴他們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麼認識我，他竟拚了命擠到我身邊，氣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兩年前在天安門交換過名片。”我終於想了起來，不過，這小子上次是美國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住我的攝影背心：“他能證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侖比亞廣播公司的麥克（Mike Kirsch）、印尼《坦波雜誌》的尤麗、法國嘎瑪的阿利克斯（Alexis Dnclos）一起去約旦河東岸貝卡難民營。熱情的麥克已找好巴勒斯坦計程車。途中麥克得意地說只有我們這樣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國組成的聯合國軍才沒有被綁架的危險。聽他這麼一說，我暗暗地為單槍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