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沒有得到足夠有力的發揚，對封建勢力的衝擊，其成效也非常有限。在藝術上，它雖然帶來煥然一新的面貌，卻實在沒有創造出多少真正是偉大的作品。出於各種原因，作家們總是處在很急躁的心理狀態中，總是感覺到社會的無情擠壓。
尤其可悲的是，具有封建文化特色的專斷與霸道，也很快在一些新文學作家的身上表現出來。他們自覺成為“革命”的代表以後，便在那裡以極具威脅的口氣判決異己。魯迅曾自測該得的刑罰，是“充軍到北極圈內去”（《“醉眼”中的朦朧》），語帶嘲弄，卻並非誇張。對於長期的專制歷史造成的封建勢力的頑固性，魯迅具有異常深刻的洞察力，他的文學創作的特點之一，就是以沉重的心情揭示了處於迅猛轉折時代的先覺者的悲劇命運。來自似乎是同一陣營的威脅，對於他大概是再次證明了“專制永長，昭蘇非易”（《〈越鐸〉出世辭》）吧。
所以，從各個方面來看，把“五四”新文學放在整個中國文學的歷史中來理解都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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